美联储降息不仅针对国内危机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如市场所料，12月11日的美联储市场公开委员会再度宣布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单从市场分析的角度看，四个月内的第三次降息，是美国次级债危机没有见底的明确信号。部分美国经济数据也为此作证，比如，房市交易下跌、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挫、上百万房地产抵押贷款者无力供房、信用卡危机浮现。人们倾向于以为，这是美国经济在明年向衰退反转的预警。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引擎地位，美国市场的这种局部混乱，转化为一种国际性的紧张。毕竟，美国经济要是变凉，许多经济体将感同身受地打喷嚏。

　　　然而，对美国经济走势的全球性紧张是洞若观火般的先见之明，还是陈因相袭般的惯性思维，还真是个未知数。事实上，次级债引发的美国经济忧虑存在着两种不确定性。第一种，是已知的次级债危机只是冰山一角的暴露，还是已然将要到头还不清楚。它是否在第四季度或明年进一步扩大，目前没人知道。有意味的是，在9月18日和10月31日两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后，美联储曾经表示，这足以对冲次级债引发的市场危机。第二种，次级债危机对于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晰。虽然有部分数据佐证着危机的深度，但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危机的有限性。比如，10月份美国GDP取得了4.9的增长，11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超出预期增加9.4万，而失业率也稳定在4.7%。

　　两种不确定性，让美国次级债变得很蒙娜丽莎，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解读出不同的表情。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次不确定的经济事件带来的危险气息，是否会成为美联储决策的确定依据，美联储是根据什么选择其利率政策的。

　　　假若剔除不确定因素，可以确定次级债危机之于美国的真正危险是信用危机，这种信用危机实际上是一种预期危机，而给欧洲和亚洲经济体带来的危险则更现实，而且风险集聚于金融体系。最近被卷入的受害者包括4家挪威政府机构、德国贷款机构和瑞银。而美联储降息的红利，即降低个人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刺激经济，消除银行的风险厌恶，至少在相当时间内无法为美国之外共享。前两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即并未对欧洲银行家们的头疼减轻就是证明。

　　此外，市场对持有美元的兴趣减弱，必然导致

汇率的变化。如果美国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的货币品种，如欧元和人民币继续升值，国际贸易格局将进一步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演进。这也是今年9月美联储降息以来国际贸易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

　　因此不能不怀疑，美联储降息不仅旨在为美国经济打强心针，也有着全球经济战略的宏观考量，即通过对美元的控制，打压竞争对手，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全球对美国经济的担忧，被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借用了。

　　如果从经济一体化的事实出发，共同应对美国次级债危机，防止美国经济变坏是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警惕，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也走入一体化误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特征是国际经济的分工合作，而非不同经济体政策的混同。

　　事实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束缚了其他经济体的决策自主权。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美联储降息即限制了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空间。

　　自主货币政策还是稳定的汇率，是目前摆在面前的一道困难选择题。不断的冲销和提高

准备金率，尽管可以暂时避免答题，但不意味着难题解决。而长此下去，将使金融系统的盈利水平和借贷能力下降。这样的政策困境表达的两层意思是：一方面事实已经表明随美国利率政策起舞具有危险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能否脱离美国利率政策的压力束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这不仅是个经济计算问题，也是个政治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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