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权利是公共物品

　　刘晖

　　为什么历史中很多变故并不是由最绝对贫困者引发，而是那些看起来得到不少利益的群体？对此，世界银行进行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游戏”的测试。

　　最后通牒游戏由提议者与响应者组成，前者负责分配，比如说分配一笔1万元的现金，后者可以接受或者拒绝。如果接受，分配方案按提议者施行，如果拒绝，游戏结束，双方谁都不能拿到任何一分钱。

　　按照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定，唯一的均衡只可能如此发生：无论提议者将怎样小的份额分配给响应者，他都应该接受，否则他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在无论是在哪种文化环境中测验，这个结果几乎没有发生。而最可能被后者接受的区间，是提议者建议分配的比例在41%到60%之间。

　　“对公平的根本性偏好深深根植于人类的选择当中”，《世界发展报告》如此写道。人们愿意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放弃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则将问题推进了一步，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助于保障这种“平等”(或者较少的不平等)？

　　规则的理由与成本

　　如何才算“公正的行为”？比如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行为算不算公正？按照布坎南的解释，公正的行为就是不违反已事先表示同意规则的行为。在这里，同意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不管是明示还是隐含，规则的合法性置于首位。此后，才有可能进行“同意的计算”。

　　根据如此推理，布坎南不会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行为，因为这其实剥夺了他人的应得之物，就像一个裁判把冠军没有判给跑得最快的人而是他人，无论他是胡来，还是考虑到种族、肤色等另外因素。

　　如果应得之物还属于公众内心所固有的观念，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其间会隐藏着什么样的悖论？

　　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首要的任务是做大蛋糕，因为蛋糕不够大，或者甚至是没有，谈不上任何分配正义。问题是，在做大蛋糕的时候，是不是会侵害他人的份额，就像我们常说，总有人要去承担阵痛或者成本，但是承担成本的人应该如何得到补偿？另外，分配这种行为本身的成本是多大？会不会发生为了做一个蛋糕，打碎了太多的鸡蛋？

　　布坎南还列举了一个分蛋糕的模型，比如说，在对蛋糕提出要求的A和B之外，还有一个有分配权的C。假定把C界定为和前两者一样，都对蛋糕有着相互冲突的要求，那么最大可能是，他会将整个蛋糕据为己有。如果假定C能够在善心准许的范围内对A和B进行转移支付，那么处理公正和效率这个冲突将成为关键。就单方面分配结果选择而言，任何有关此类问题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分配者存在着道德风险。当然，批评者会提出，授予代理人支配的权力，并不等于无条件地授权给他们把收入进行任意支付。那么，约束何在？

　　其实，这时的约束已经不是经济上或者蛋糕尺寸上的硬约束，而是博弈规则上的约束，是这些规则决定着转移支付的规模或者方式。因此，布坎南的结论是，无论是守夜人式的“最小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会产生符合不同分配要求的格局。

　　布坎南还设想了这样一个案例：政府对某一个产业进入实行管制，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化。而假定过了一段时间后，政府取消了这些保护性的管制，但是蒙受损失的人未必是以前从牌照中蒙受收益的人。结果，无论是当初的实行管制，包括此后的取消管制，都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

　　因此，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无论是归因外部性，还是私人产品的垄断因素，都不足以构成强制性实行市场干预的理由。而在立宪原则下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保持元规则的基石作用，而且具有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可能。

　　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定价

　　有市场，就有赢家和输家，如果能保证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愿赌服输。当然，对于绝对贫困者，政府不能卸责。问题是，对于像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样公共性很强的物品，就没有那样简单。这几类物品固然还具有差别消费等级，有的(比如说住房)还具有投资属性，但是对于一个公民，它们共同的特性是基本福利。有其教，有所养，居者有其屋，这些话都说明，这是分配正义的底线。

　　这一点，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早有说明，其间的道理并不晦涩。市场存在着相当一类的物品，比如说盐，盐价贵，也不能不食，就像人有病，不能不医。盐价便宜，也不能多食，有事没事多吃它几公斤。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就像殡仪馆，人之将死，不能因为价贵，等上那么些天，等便宜了再死。学龄儿童到了入学年纪，自然应该受到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

　　公民享受教育、健康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是生存的最基本的尊严。至于生活得是否体面，那要交给市场。公民的生存需要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满足，它是对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的反应，是从天赋人权这个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底线公正和底线伦理。

　　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社会公正观点，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自由展开的。人类发展不光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自由的发展，这既包括工具性自由，又包括实质性自由。关于实质性自由，森引入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这个基础概念。一个人的可行能力也是一种自由，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可行能力或实质自由的提升。

　　在实证研究中，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支出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增长变为发展。尤其是需要提及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未必意味着全是政府生产，政府具有某些方面的供给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监管责任。许多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比如说国防，是因为政府支付的成本最低。而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像铁路等服务已经变成私人企业，政府主要是实行监管责任。

　　说到铁路，春运将至，对于中国人，春节回家，有些像吃盐一样。而对于铁路部门，平时的运力不能储存，因此高峰期间曾希望以提高价格来熨平需求。研究表明，对于这类刚性需求，即使是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依然存在着套利机会，涨价解决不了倒票行为，价格区间越大，套利的空间越大，反而还会产生福利扭曲。对于很多低收入者来讲，无座位或者硬座的车票，对其是基础福利，不宜涨价。

　　“关于增长，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但是对于发展，我们却知之甚少”，卢卡斯这句感叹，在今日今时的中国，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