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改革不可动摇

　　蒯乐昊 文

　　2006年岁初，《财经》杂志上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当前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人们很快联想到十五年前，成为改革开放舆论先锋的、同样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猜测这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这次《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周瑞金。然而，这篇一出炉就被复杂化、多元化、情绪化解读的文章背后，并没有后台、没有授意、没有错综繁复的政治关系。周瑞金说，这不过是一个老报人的职业习惯，几十年练就了一支笔，有看法，有思考，就应该说话。

　　“我写文章老挨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敏锐地意识到，只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在小年夜，他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谈起，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开拓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思想。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署名“皇甫平”的这四篇文章依次在《解放日报》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相互呼应，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被视为推进改革开放的舆论先导。当时有文章评述，“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这一组文章迅速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猜测“皇甫平”到底是什么来头。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摸底，调查“发表背景”。还有一些人甚至公开发起对“皇甫平”猛烈的批判。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北京悄悄流行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观察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天，邓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十五年后的2006年，又是这个“皇甫平”出来说话了，但是这次，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把他“猛攻”了一通。有人说他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也有人说他是“资本权贵的同伙”，周瑞金哭笑不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看懂我文章的真正意思。”

　　三起三落的人生

　　许多评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在周瑞金的内心深处，这个名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皇”按照他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而“甫”字，不念“浦”，而读做“辅”。选“甫”字，取“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而“皇甫”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文章憎命达”，撰文者因文惹祸，在老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1年，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社长。“当时已经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解放日报》的工作也交接了，欢送会也开过了。生活必需品都置办完毕了”。突然，中央组织部一个电话通知，终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文章。

　　告别了“上家”，却没有了“下家”，周瑞金突然成了一个挂在半空中的人。

　　那年“七一”《解放日报》举办书画展，老周写了个大字条幅参加：“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报社相投的同事悄悄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跟他希望能够著文“辅佐”的邓小平一样，周瑞金一生也是三起三落。

　　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瑞金，作为少数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分配在《解放日报》工作。文革开始，因为不愿意批判报社里对他很好的老领导、老同志，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修正主义苗子”，批判火力很猛，当时27岁的周瑞金，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现在我能喝一点酒，就是那个年代在那个店里学会的。”在回家探亲的轮船上，他忧心自己第二年还能不能回温州老家，因为身边已经有两位好友相继入狱了。这是第一次起落。

　　浩劫过去，1983年，周瑞金再次成为“培养对象”，常务副总编一职提拔在即。

　　“在文革里面，难免要按中央指示写一些评论文章，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受命写过‘批邓’的文章。后来填履历表，我主动如实填了这一段，我想，不管时代的大环境怎么样，毕竟文章是我写的，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这个错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我被刷了下来。”这算是第二次起落。

　　后来在上海任领导职位的朱镕基了解了这一段渊源，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第三次起落，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了。好在风向转得及时，在《解放日报》悬置了一段时间以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这位退而不休的老新闻人，始终没有停止他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他念兹在兹的改革问题。

　　他耿直方正，却没什么火气，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座右铭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退下来的周瑞金，已是“野鹤闲云”。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