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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晖
对于乔伊斯，迁徙和漫游绝不是“流动的盛宴”，更不是“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不停的出发、抵达和返回，乔伊斯经历的是一场没有地图的旅途，与其说他在冒险，不如说他在逃避。
这此，《乔伊斯传》的作者艾尔曼看得很清楚。在这本几乎按编年史展开的传记中，艾尔曼用一种类似于推土机式的缓慢叙述记录了乔伊斯的一生。贯穿其中的主题词就是“流亡”。但这种“流亡”并非强迫，用传记中的话说，他“还带着大门的钥匙”：既没有人令他离开，也没有人禁止他回来。
从一个城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驱使乔伊斯离开或者前往的理由充满了偶然性。对于生活中的危机，乔伊斯通常的态度是不管不顾，实在无法面对时就离开。也许“流亡”正是乔伊斯的策略。他声称，只要能写作，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像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一样，住在木桶中。乔伊斯的一生，和现实充满了紧张甚至是对抗的关系，而他自己也很早意识到周边的敌意更能让他写作，这位被称为作家中的“箭猪”的策略是：如果没有敌意，就造一个出来。
乔伊斯离开都柏林是因为叶芝。在1902年那次被称为“没有土地的地主和交不起佃租的佃户”的相会后，乔伊斯去了巴黎，但是他在巴黎的生活很快就从开始的浪漫陷入了困窘。再次回到都柏林时，乔伊斯遇见了娜拉，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乔伊斯把《尤利西斯》放在1904年6月16日——他们相遇的那一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麻烦转瞬即来。当乔伊斯和娜拉带着手提箱前往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时，失望早已在那里等待。乔伊斯的写作陷入僵局，《都柏林人》的出版落空。于是乔伊斯转向罗马，但这个“靠事件刺激的人”并没有在这里找到好运，不仅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且还没有能写出任何作品。在狂欢节似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结束了罗马之行。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的里雅斯特是一个重要的城市。1915年底，乔伊斯来到这里，并在此居住了将近十一年，相当于都柏林生活的一半年头。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室内乐》，完成了《都柏林人》，把《英雄斯蒂汾》改成了《艺术家青年时期写照》，写了《流亡者》，并且开始《尤利西斯》的创作。尽管乔伊斯遭遇了类似抑郁症等神经崩溃般的痛苦，但是他的顽强精神还是逐渐得到回报。他的一些作品开始出版。1920年，乔伊斯来到巴黎，他本来只是打算停留一星期，但结果却居住了二十年。在生命的后期，乔伊斯和他生活中的城市逐渐和解：他称的里雅斯特为“第二祖国”，称巴黎“是最后一座富有人性的城市”。乔伊斯的生活就是这样：“愤怒地走出家门之后，又绕回来朝窗外窥视。”也正是从这些流亡当中，乔伊斯解读出各种阴谋和反阴谋、紧张与反紧张，并最终就是靠这些情节发展成熟起来。按照作记中的说法，“乔伊斯一生的生活，表面看来似乎一直都是不上正轨，好像总是在临时对付似的，但是他的核心意义，和他的著作一样，是有明确方向的。”
乔伊斯的写作总是处于一种巨大的催逼当中，如果没有什么启示性的东西，他就无法写作。乔伊斯从1907年就开始为写《尤利西斯》做准备。而直到1914年，他才觉得自己找到所需要的叙述方式：他开始使用一种靠不住的叙述者，而文体也随着叙述者的不同性格而发生变化。《死者》也是他长时间停笔等待的结果，他在罗马时就开始构思，可是一直到他离开这个城市时才动笔。某些蛛丝马迹，一时的感悟，都在他心头涌动，最后不得不开口说话。《死者》可以说是乔伊斯最早的杰作，后来的著作，比如说《芬尼根守灵夜》的一些基本叙述模型都隐藏其中。它以一场舞会开始，以一个死人结束。与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情景一样，欢畅丧葬相互纠缠，难解难分。那段著名的关于雪的结尾，有学者认为是模仿《伊里亚特》，而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五章《喀耳刻》中，在大混乱场面之后就是活人和死人同时出场。
本雅明说，“风暴将行进者不可抗拒地推向他们转身背向的那一远景，而他们面前的垃圾却升向天空。”现代主义者把大街上的喧嚣嘈杂变成了作品本身，充满了短暂、流变、分裂和偶然的感觉。乔伊斯的同代人，几乎都用不同方式表达了这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感觉，但是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彻底，更具野心。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一夜长眠中经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芬尼根守灵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它断言一个人可以在一夜时断时续的梦中历经人类所有的历史。如果说《尤利西斯》是白昼之书，喧嚣、繁杂、拥挤，多声部，那么《芬尼根守灵夜》就是夜晚之书，同样复杂，但是更为神秘和恍惚。按照《西方正典》作者布鲁姆的说法，《尤利西斯》还依托《荷马史诗》，那么后者更是全面和莎士比亚竞争。从最单纯的抒情诗，到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乔伊斯的虚构世界如同一条大河，浑浊、浩荡、泥沙俱下、充满了旋涡，却又笼罩着一种莫名的恍惚的水气。更为反讽的是，虽然乔伊斯想要创造一个“和现实平等”的文学世界，但是直到今日，乔伊斯仍然被认为只是学院研究者的禁脔，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乔伊斯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密码而让人望而却步。《都柏林人》1914年才售出499册，距离乔伊斯可以开始获得版税的基数还差一册。这也许正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文体家的命运。
“麦克白在行动，好让莎士比亚写出史诗。”对于一本作家传记，很容易陷入生活对应作品的叙述模式陷阱，但作为《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三个爱尔兰作家传记的作者，艾尔曼不仅以“平视”的目光阐述了对乔伊斯的理解，更以眼角的余光描述了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翔实的材料和丰富的叙述中，乔伊斯不再是一个“纸人”，甚至不只是那些文学作品的“指挥”，他仿佛直接浮现出来，在街道上蹙眉行走，在各个城市漂泊，在夜晚喃喃自语：“词语对他此时就如雨滴对瑞芬金一样无足轻重。我们都是如此。雨。当我们睡时。滴吧。但等我们睡时。滴落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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