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看守所所长接受周正毅家属贿赂被刑拘

　　本报记者 陈芳

　　三年铁窗生涯之后，周正毅走出了提篮桥监狱的高墙。短暂的自由仅维持了4个月，2006年10月，周正毅再次被有关部门拘捕。

　　在上海司法和公安系统的高墙背后，却有人因为周正毅而失去自由——上海市看守所所长黄坚因接受周正毅家属贿赂，于2006年12月下旬被刑事拘留。

　　在接受记者电话询问时，上海市看守所办公室并未否认黄坚被刑拘的消息。

　　《财经》杂志的报道说，据有关部门初查结果，周正毅及其亲属等三人在上海市看守所羁押期间，身为看守所所长的黄坚，接受周正毅亲属贿赂共计人民币49万余元，另有港币、金银首饰若干。黄为周正毅等人在羁押期间的生活和对外联系提供了方便。

　　此前的2006年8月，上海提篮桥监狱教导员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被有关部门双规。

　　专家说，受贿渎职的政府高官或经济要犯，一旦锒铛入狱就应与普通囚犯无异。但他们在狱中享受的特殊待遇，进一步暴露出监所系统的体制漏洞。

　　而目前，这个坚固神秘的系统的改革正在按部就班地缓慢进行。

　　特犯周正毅

　　按照中国的司法程序，隶属于公安系统的看守所是获罪者的第一站。在检察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期间，犯人一直在看守所服刑。法院裁决生效后，根据不同情况，犯人再转到不同监狱继续刑期。

　　但周正毅在上海的三年牢狱生活，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周于2003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后，一直由位于浦东新区沪南路的上海市看守所收押，直至2004年6月26日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据《财经》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接受周正毅家属分三次送出的贿赂后，看守所所长黄坚为周正毅等三人提供了生活和通讯便利，如可享用每餐“四菜一汤”，允许其使用手机等，“客观上为在押人员和案件关系人内外串供提供方便”。

　　此外，在被羁押上海市看守所的一年间，周正毅至少到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监狱总医院看病三次，每次该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

　　据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介绍，上海监狱总医院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这家医院负责全市政法系统内罪犯、犯罪嫌疑人、劳改人员的防病治病工作。监狱管理局的下属企事业单位，包括监狱总医院、上海华夏宾馆等等。“这些下属企事业单位有可能成为犯人家属接近监所内部人的通道。”

　　提篮桥监狱教导员俞金宝案发后，有人在上海司法系统内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忏悔吧，有罪的人！》，文中提到周正毅并没有按正常程序收押入监：

　　“按照有关规定，除未成年犯、女犯直接由少管所和女犯监狱收押外，所有男性罪犯，包括判处死缓和无期的重刑犯，一概都由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收押，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类型的罪犯，分流到不同的监狱中去。但周在刑事判决书生效后，经过某些神秘人物的安排，又极其神秘地直接从市看守所来到了提篮桥监狱。”

　　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说，犯人都希望到有熟人或有关系的监狱服刑，去哪家监狱服刑“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上海提篮桥监狱一般收押重刑犯和长刑期犯，事实上也是一些“特殊犯人”的服刑地。周正毅于2004年6月26日转至提篮桥监狱，在那里受到了“一对一”教导员俞金宝的特殊照顾。

　　知情人士透露说，周正毅抽的熊猫烟都是交给看守保管的，“别处都是外面的人给里面的人抽烟，周正毅是里面的人给外面的抽烟”。

　　有了俞金宝的关照，周正毅在饮食、起居、通讯方面都获得了不同于普通犯人的“特惠”，《忏悔》一文的作者说，“体现人权观念的亲情电话，在周那里变成了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灯下黑

　　“其实在公、检、法、司的链条上，司法监狱是最后一环。监狱只是最终的执行部门，而前端腐败的监管才是盲点。”上述司法系统人士说。

　　因为周正毅案而受牵连的上海司法系统人员不仅仅是黄、俞二人。一位周正毅案的相关律师，用“灯下黑”来形容司法监所系统存在的问题，越是光亮的地方，投下的阴影也越浓重。

　　据知情人士介绍，早在2004年8月，周正毅入狱之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前副院长就被取保候审。此人曾主持审判过许多案件，包括曾担任周正毅一案的审判长。

　　而隶属于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因为关押的是未决犯，所以寻租空间更大”。一位熟悉刑事案件的律师说，“一般各区县的案犯就关在自己区内的看守所，且看守所经费多来自于本级财政，所以本级的行政领导就很容易去‘协调’。”

　　犯人在看守所期间的普遍“套路”是，先取得公安上层或者本级行政领导的默许，然后弄一张病历证明，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取得“取保候审”的资格。

　　有些地方的看守所，在中秋、春节期间准许在押犯人离所探亲。而犯人亲友通过“活动”看守所干警，为犯人取得离所探亲的机会。

　　在监狱阶段，犯人也可以以身体原因取得“假释”。“因为健康的弹性最大。监所基本都不复查。”上述律师说，如果有关系，在看守所可以获得单间居住，也可以安排在没有监控设备的房间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看守借口去抽烟，未决犯就有串供的空间，律师也可借机谈与案件相关的内容。”

　　检察机关在某看守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实践中把一些常见疾病作为严重疾病保外就医的占了70%；此外，虽患有严重疾病，但罪犯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又占了21%。

　　上述司法系统人士说，看守所是不让被押人员身上带现金的，但一个普遍的途径是，钱由被押人员亲属以吃饭钱的名义交到看守所。

　　2005年，厦门市第一看守所民警吴祖仁因受贿28万元被判刑13年。因为帮忙传递字条、香烟、食品等，吴祖仁当起了看守所在押人员及亲友的“邮递员”，所得“工资”便是那28万余元。

　　一些“特殊罪犯”的律师，往往在当事人看守所收押期间，大力活动，“或串供，或修改财务资料，或寻找关系”，为当事人量刑和选择监狱“尽心竭力”。

　　寻租空间

　　上海监所系统的俞、黄二人，因为周正毅而东窗事发。“这样的个案在长三角地区很少见，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的监狱因为经营困难，使受贿的可能性增加。”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说。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权力集中带来寻租空间，监狱长和看守所长的权力很大。而法律对于量刑等的规定又是有区间弹性的，里面的寻租就发生了。

　　“比如减刑，倘若五年刑期的只能减3-6个月，找人打招呼就能减6个月，没关系的可能只减3个月。执行的尺度大小跟寻租的空间正相关。”

　　而监所腐败的途径无外乎三种：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目前的监狱已经越来越公开透明，即使使用上述手法也需要公开打分。”王公义说。

　　不过，一些不发达地区还有监企合一的体制——监狱长同时兼任监狱企业负责人，而企业利益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监狱体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试点首先选择了六个省市，上海也包括在其中。在这个名为新型的监狱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监企合一在体制上被隔离——监狱和监狱企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和人员实现分开。监狱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相比之下，看守所的体制似乎还没有理顺。“看守所的很多人都是没有判的，判重判轻的过程中漏洞更多，而且不公开。”

　　据王公义介绍，从职权划分来看，看守所隶属公安系统，主要关押犯罪嫌疑人(未决犯)和刑期1年之内或者余刑1年之内的已决犯。“看守所隶属公安系统确实会提高侦查效率，但也会造成刑讯逼供和受贿等问题。”

　　“比如，刑法上规定是不能超时羁押的。但是公安的侦查人员没有按期完成任务，他们和同样属于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就可以内部协调，违法成本会低得多。”在王看来，公安、司法、监察和法院四个部分还是应当互相监督，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较为理想的方法是将看守所从公安系统划归到司法系统。

　　而这一点在学界显然有较大的认同，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也曾在《检察日报》撰文指出，应该改变看守所的管辖体制，以此来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

　　而前述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认为，提篮桥监狱是全国示范监狱之一，其各项管理方面的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只不过因为周正毅事件将其问题放大了。

　　就目前而言，上海提篮桥监狱已经有了检察院派驻的驻监狱检察室，负责防止虐犯行为，动员在押人员检举揭发犯罪线索等等。2006年1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上海市检察院监所处接到举报，称周正毅在押期间享受“特殊待遇”，遂召集提篮桥监狱方面的代表开会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