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5周年：大国行思

　　本报评论员 刘晖

　　哈维奇(Harwich)的鱼价涨了。13世纪中的某一天，这个北海港口的居民惊奇地发现，原本应该出海的水手不见踪影。消息传得很快，成吉思汗的骑兵已经席卷欧洲大陆，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均已应征入伍。金奇，《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如此写道：大国总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

　　“尚未加入WTO时，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金奇说。这位从1982年就以学生身份前往中国的原《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发现，转型的中国正发生“一连串不同的故事”，而“大国崛起并非遵循一种简单的、线性方式”。

　　对于国外的观察家来说，中国崛起带来了复杂的连锁反应，“北京共识”、“中国买家”、“中国价格”这些词语此起彼伏，阐释着不同的“中国观”。而对于中国自身，入世5周年之际，盘点得失，兑现承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如何将此纳入大国善治和大国崛起的逻辑中，应是议程重点所在。

　　重要的是自由贸易，而不仅仅是WTO

　　WTO之所以建立，是为了节省世界贸易的交易成本，但近些年，多哈回合久拖未决，WTO陷入僵局，已有论者称“WTO已成为一个重症病人”。在此语境，讨论中国入世得失，不能拘泥于WTO框架内部，更需放长眼光，千年未遇之局，绝非《资治通鉴》里的智慧就能应对。

　　国家优势何以持久？有凭资源者胜，但没有一个国家靠所谓的地大物博就可以长久。全球性的贸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贸易——促进分工——专业水平上升——市场容量和深度提升——进一步分工”这一循环。而要这一循环得以发生，需要建立在宪政框架、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性基石上。

　　历数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史机缘各异，但在诸多推动力之中，同样隐含了这一主线。12世纪末的尼德兰(荷兰的前身)，不仅推进贸易自由政策，而且还实行人才宽容政策，那些因宗教迫害而迁徙的能工巧匠也汇聚在此，到14世纪，尼德兰已成为欧洲商业中心，现代公司制度和银行信用制度初现端倪，到17世纪中叶更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现在阿姆斯特丹那些沿河的交易所和银行建筑仍可窥见当年盛况。

　　英国完成光荣革命后，形成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逐步改变贸易战争策略，于1846年废弃《谷物法》，结束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和关税，1849年废弃《航海法》，打破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与今日相比，那时的全球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人员往来，无需护照签证，就业、通商、移民颇为便利。

　　美国立国之年，也是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时，但其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从1789年国会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到1828年，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峰，结果经济大大受损，关税才开始降低。“

　　由此观之，WTO这样的组织是世界贸易进化的结果。在多边贸易协议之外，还存在诸多的双边贸易规则，原来对双边贸易规则甚为冷漠的美国，这些年却一改往日之风。另外，WTO的缔约主体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非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守护自身的“橄榄树”，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动机。

　　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讲，有助于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但自由贸易的好处往往是潜在的、分散的、长久的，而在复杂的全球化压力下，受损者却是具体的，因此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从来就不会停止，虽然这种游戏有点像在泰坦尼克上重排座位。但类似于“不用看，中国就在你的后面”的警告，从来就不绝于耳。

　　从“国情折扣”到“制度红利”

　　对于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颠踬不堪的中国，WTO不仅是一系列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而是融入全球化的标志性符号，是这个“全球化最大实验室”里的巨量“催化剂”。

　　从“黑发谈到白发”，从1987年的开始到1989年的顿挫，从1992年的重启到1994年的冲刺未果，从1999年和美国谈完后的当年入世之盼，再到与欧盟谈判的山重水复，终至2001年11月最后成功，这个历程，是一个满带“创伤记忆”的现代化追赶者的梦想，也寄托着以开放带动改革的自我期许。一扇徐徐开启的沉重朱门，曾是中国加入WTO之时的自我写照和集体记忆。

　　相比起加入WTO之初的热烈，甚至相较于入世元年盘点的急切，入世5年的讨论显得从容许多。入世5年，全球化的元素已经“溶解”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当中。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方面应视为可圈可点。更为关键的是，从局外到局内，从仰视到平视，从向国际惯例接轨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这个千年来以“社稷”为“天下”，并以朝贡体系想象世界的国家已经意识到，WTO对于中国，并非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为实现大国善治和大国复兴的世纪契约。

　　入世5年，只不过是这份世纪契约上的一个细微刻度。其间的故事放大，自可勾勒一幅细节如恒河沙数的长卷，但探究是世界大国如何借自由贸易崛起，如何在船坚炮利的表象之下，发现宪政的建立、在产权保护规则下实现来自基层的广泛创新，由身份而契约，应该是更为重点所在。

　　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量大幅增加，形成了“双顺差”格局。但对于一个大国，整体的贸易结构尤需深化，尤其是对内大市场的深度拓展。如果一方面声称要全面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内部市场却壁垒森严，将会陷入另外一个悖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和缺乏均衡的贸易结构是不能持久的，简单地以“风景这边独好”自许，这不是一个大国所应有的“世界观”，而且还会损伤大国崛起应有的“软力量”。

　　从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中国诸多竞争性行业已经开放，但一些重要要素价格处于管制当中，在行业进入方面存在资本的身份歧视。尤其是要警惕的，一些特殊利益团体，往往会把龙种变跳蚤，把“国际惯例”变成“自己的国际惯例”。一些受损公共利益和国民基本福利的行为，往往以“市场化”和“国际惯例”之名推行。而真正需要推动的，又以“国情”之由拖延。

　　按照经济学所言，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一臂之距”(arm distance)，政府与市场不能盘根错节，而是各有分野，但对于建设公共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础福利，却又伸手可及，政府无可卸责。修法与变法，都应围绕这一主轴。

　　兴衰有道，从“国情折扣”到“制度红利”，这是国家内部自我认同的关键所系，也是大国善治的长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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