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愚蠢地思考

　　刘 晖

　　断裂的车身，龟裂的路面，蜷曲的死者，血迹像暧昧的油彩已经停止流动。社会新闻版上的大幅照片复活了昨夜的车祸。是有瞬间的颤栗，但更多的是无谓的闲谈。就像台湾电影《运转手之恋》(The　Cabbie)一样，一场沉闷的聚会因为门外血肉横飞的车祸场面而变得眉飞色舞。此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的车祸博弈论模型获得了人性的深度，而更为直接甚至悲凉的断言来自苏珊·桑塔格：“人们不记得这些照片说了什么，而是只记得这些照片。”

　　“今天，世上万物存在都是为了成为一张照片”。这种说法和博尔赫斯的“麦克白在行动，只是让莎士比亚写出史诗”如出一辙。摄影作为现代世界的驱魔术，让还原事实、记录真相的工具功能变得游移。这有点像一个颠倒的潜望镜，或者一个快速倒带的过程：跳楼者突然跃身而上。这一点，在《论摄影》中，苏珊·桑塔格已有发现：“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它意味着摄影者使自己与一个类似于知识——因此类似于力量——的世界发生某种关系”，“比起印刷字，照片似乎是一种更危险的脱离现实世界、把它转化为精神实体的形式”。

　　此中悖谬，经过苏珊·桑塔格的条分缕析，就像暗格一样被揭示，原有的定论露出可疑的裂纹。2002年12月，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发表16页长文《看战争》，继其1977年的《论摄影》之后，再度探讨摄影的事实、叙述与真相的关系。这篇文章后被收入《关于他人的痛苦》。可以说，20多年之后，苏珊·桑塔格的理路掘进又深一步。这并不是说苏珊·桑塔格给出多么确定无疑的答案，相反的是，是她的提问变得更为复杂。

　　在《看战争》一文中，苏珊·桑塔格分析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当年对西班牙内战期间从前线寄回英国的战地照片的复杂反应。而卡帕的《士兵之死》让人可以感觉到战场的硝烟、泥土和死亡的气息。这些展示残酷战争场面的“黑镜头”，会让我们更富同情，走向反战，还是唤起我们复仇的欲望？就我们对痛苦的承受力而言，那些关于伤害和死亡的照片和电视画面，究竟是一种让我们日后变得更加麻木的“休克疗法”，还是仅仅引起我们在遗忘之前的瞬间战栗？作为观看者的女性和男性到底会有什么区别？

　　对于这些问题，一向把自己归于“一种深刻的忧郁和孤独、冷漠、迟缓、犹豫不决”的“土星性格”的苏珊·桑塔格变得犀利，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仿佛来自“

火星”。在本书中，苏珊·桑塔格从西班牙内战的照片开始，下涉美国的南北战争、西班牙内战、奥斯威辛和达豪的集中营，以及广岛原子弹爆炸期间饱受伤痛的人们的照片，并将越战和9·11客机撞入纽约世贸双塔的图片纳入视野，还将美国人与外国观众的感受比对分析，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伤口和死尸的图像有着色情照片般的魔力，“黑镜头”最终变成了“黄镜头”。痛苦变成剧场，观众变成“作为景观的暴力的消费者”。

　　这并不是惊世骇俗的观点，就像圆形斗兽场一样，暴力从来就是被观看的对象，但是对于一个“哄客”登场、“贱客”群舞的消费社会，这种揭示仍然十分有力。与其说苏珊·桑塔格表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怀，不如说是对一种最基本的事实的再次确认和发现。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我们正在被简单化和神秘化包围、淹没，许多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这些谎言常常是被简单化和被神秘化了。”厌倦了时事评论员角色的苏珊·桑塔格，不愿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套中人：“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正是出于这种理由，苏珊·桑塔格反对知识分子的“

神话”：“我觉得把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划等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过奖了，在最近两个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随大流的。”针对几十年来“后现代思潮”的泛滥，苏珊·桑塔格指出：“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的东西，我说是虚无主义的，我们的文学和政治有一种新的野蛮和粗俗，它对意义和真理有着摧毁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授予这种野蛮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种思潮。”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苏珊·桑塔格回归到一种古典的批判性立场，她拒绝“愚蠢地思考”，不是简单的理论归纳，而是希望通过更全面的叙述，挖掘词语和意义的源头。其实，对于苏珊·桑塔格的叙述，举出反证并不困难。就在她分析越南战争的照片中，我们也可以列出当年那些包括“枪击越共”在内的一系列照片是怎么击碎了谎言，并引起大规模的反战潮的。而且所谓女性在观看战争照片引起的往往是同情和和平之心，男性则燃起复仇欲望的说法显然经不起证伪，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但在这个时代，这种“清道夫”的姿态已经是一种濒临消失的珍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