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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颐
1973年，张铁生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这位辽宁省兴城县的生产队长，在当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
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这封信随即被江青等人利用。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帮”借机掀起了对高考制度的猛烈批判。
数百年来，高考制度因其体现的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而在世界各国通行。新中国成立后，也于1952年举行了第一次大学统一招生考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由于文化标准不被重视，新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且很多学生入校之后忙于阶级斗争，毕业时仍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教育质量严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开始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必要的考核。张铁生即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后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教育部负责人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此，1977年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仍然维持了“十六字”招生办法，遭到教育界许多人的反对。
之后，邓小平复出。8月4日，他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批驳了“两个估计”。当科教界专家提出恢复高考时，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专家们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提到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教育部很快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10月12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正式决定于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激动难抑。
1977年岁末，积聚了十几届的570万高初中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走进了久违的考场，27.3万人成为大学校园的幸运者。考试进行的那几天，是莘莘学子心目中永远的阳光灿烂的冬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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