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兴庭
美国传统基金会1月4日公布的2006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2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新加坡则夺得次席。中国内地排名第111位。有媒体评论：12年不改东方之珠的耀眼光芒。
有意思的是媒体对于“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度”的报道态度。有媒体说，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不高，全球排名倒数第47；而另外一个媒体写道，中国内地排名第111位，综合评分较去年减少0.17，有显著改善。这两种报道显然都略带感情色彩，影响了读者的理解和判断。犹如对这个“经济自由度”，我们也应该去除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给予客观、公正、谨慎的评价。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来说，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就越富裕。在经济自由度与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说，经济自由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自由与发展互为目标和手段，自由是发展的基础，发展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以压制自由为代价，那么，经济的手段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搬开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高度集权下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楷模。但实践证明，缺乏自由的支撑，终将失去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实践，同样也有力地证明了自由之于发展，形如流水之于行船。
路德维希·米瑟斯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他说：“一个人如果有志于使他所处的比较狭小的集体繁荣昌盛的话，那么他也同样会有志于全世界的繁荣。”事实上，共产主义者也早就意识到“个体自由”这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列宁在1924年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借助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中国当代，有关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争辩则由来已久，所谓的“自由右派”、“新左派”在经济学领域各立山头。然而，今天的讨论已远不是“经济自由”是否存在效率，而是如何给予“经济自由”以规范的定义。
对于这个“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据笔者了解，他们是通过对十个方面的政策要素来评述的，即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外国投资、工资政策、价格控制、规章制度和黑市规模。在中国大陆，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国有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以及政府对银行、金融行业过多的指令性控制，以及高昂的税率，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健康运行。而中国香港，之所以能够连续12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则是因为香港有着明晰的产权制度、相对简单的税法、非常温和的税率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无为”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