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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每到年末，我总是想写一组好玩有趣的想象出来的新闻标题，可是不知为什么，2005年想来想去都不怎么有趣。因为很多事情，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过去了的一年可谓是一个“灾年”。政治上和自然界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蔓延出了各国政府和世界领袖们能够对应的能力范畴之外。
美国自己就是这种全世界范围内政府管理失败的最好例子。如果我们有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乔治·布什的政府2005年很可能已经垮台了。不仅在和伊拉克日益壮大的反对力量做斗争时，而且在其对应飓风卡特里娜的策略上，甚至是其拿手的反恐战争上，美国政府都表现得非常痛苦。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察觉到了布什身处逆境，已经开始四处寻觅后路了。
从去年秋天开始，布什似乎尝试着要向中间立场靠拢，在伊拉克政策上，在高等法院和联邦储备局的提名问题上，他都回避了采取极端的做法。可是他的决策不仅没有起到和温和派修好的作用，而且还削弱了他和右派们原有的共识。现在布什的救生圈只剩下他平易的个人魅力：布什好像耸耸肩膀在说，“别着急，老兄，我在努力。”也正是这种普通的素质使得有人爱他，有人恨他。
要衡量民主党人在2005年有多么的无可救药，我们会发现，如果布什政府在我们刚才假设的议会制度里下台，取而代之的肯定会是另外一个共和党政府，领袖很可能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党员，例如参议院约翰·麦凯恩。正是民主党无法提供一个可信的另一方案，才使得2005年尤其黯淡，使人充斥着像走在死胡同里的感觉。不仅现任政府无力解决问题，我们甚至无法想像另一组人会使问题有所改善。
在欧洲，那里有一种相似的政治瘫痪感。一个冠冕堂皇却没有实际内容的欧盟宪法草案在法国和荷兰遭到了否决，接着被完全遗弃了。这一事件说明了，政治领袖们无法连贯地向选民解释欧盟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只能空洞地形容一个“更深、更广”的联盟。和美国一样，欧洲的政治领袖也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被夹在无法逃避的变革力量和选民们要求一切照旧的愿望中间。
适应全球化对于俄罗斯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尽管市场上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它还是选择了保持专制的政权。我们几乎不知道哪一个更令人沮丧，是俄罗斯统治者对民主的轻视，还是俄罗斯(以及全世界)公众的漠不关心？
政府无能最可怕的例子要属伊拉克。尽管去年一月份的选举令人振奋，可是新的伊政府背负着美国占领军的包袱，还要面对国内帮派之间的恶意相争。伊拉克看起来越发像一个黑帮国度，每一个政党、帮派和部落都在为争夺这个国家废墟般的经济里的一杯羹而斗争。一年到头，相信伊拉克国内的政客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即便12月份的选举是两极化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凑起一个支持统一的国家政府，并且受到什叶派大主教西斯塔尼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事实上，这个联邦可能会效仿阿富汗战后的军阀会议。如果是这样，那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在未来很多年里，伊拉克依然会是一个混乱和恐怖主义频繁出没的地方。
最后，对那些以解释时局谋生的人来说，2005年也是糟糕的一年。报纸的发行量锐减，新闻电视台失去了它们的主播，新兴媒体似乎还在鼓励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不满，攻击主流媒体的公正性。
在今年大事的中央站着的就是媒体自己，小心地平衡着职业操守和公民职责。《纽约时报》开始因为朱迪思·米勒不愿向法庭透露线人身份而坐牢一事歌颂她，可是当人们发现她的线人就是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时，歌颂便戛然而止，紧接着她被开除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高级编辑负责任地在发表轰动性消息前和白宫一起商量，可是到头来，左派批评它们公布消息太少，而右派也批评它们居然会刊登此类消息。
也许，2005年的教训对于媒体和政府来说都是一样的：紧紧地把握住你的价值观；不要担心激情会支配你的工作；不要承诺任何你办不到或者不应该承诺的事情；不用讨每个人的欢心，因为到头来你可能谁的欢心也得不到。
(张一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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