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与林莽

　　张清华/文

    食指：“请听我心中阵阵解冻的心潮”

　　1998年干冷的初冬，年届五十的食指回到他阔别多年的老家山东济宁，在那里度过了他“天命之年”的生日。那场面想必是热闹而幸福的；但他必定没有料到，之后的济南之行 ，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理解和感动。

　　食指穿着他那身洗得发了白的“学生蓝”的涤卡中山装，登上了一所大学的讲台。掌声像暴风雨一样响起来。他立定了之后，人们才看得清楚，他的下身穿的是一条上个年代留下来的卡其布的黄军裤——一样是洗褪了颜色的，领子、袖口和裤脚都起了毛边。特别是那裤子的膝盖上，大约还有一个“食指”般大小的破洞。没有人会想象到他的朗诵水准是这样的高——胜过了所有专业和非专业的人们。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他自己那样沉着而准确地理解着那些用生命凝成的句子，并准确地表达着那其中的哀痛与忧愤，信念与沉沦。仿佛昔日重来，他再一次地身历并品味了那渐已远逝的年华和黯去的韶光。这是完全统一的节奏：出自心灵的语调和速度，同那充满了屈辱和奋争的生命的节律完全一致，犹如春蚕吐丝，杜鹃啼血。

　　食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跨越了历史裂谷的“在场”，让世纪末欢乐的孩子们透过时间的遮障，知道了什么是一个歌手的命运，什么是悲剧、生命和诗的真谛，什么是无可回避的抗争和担承，什么是深渊上的毁灭和再生，什么是“一次性的生存和写作”(雅斯贝斯语)，不可模仿的天才和无可挽回的代价……至少，他有使我——一个也置身于“现场”的人重新认识诗之意义、重新寻找诗之真谛的无与伦比的分量。

　　与别的朦胧诗人不同的是，食指在当代诗歌的格局中并不是马上就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的。尽管早在1979年问世的《今天》第二期上就发表了他的《相信未来》、《命运》和《疯狗》，在第三期上又发表了他的《鱼群三部曲》等代表性的作品，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却被忽略和漠视了。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细想来也符合规律，更贴近当代的情形。他是在历史出现了更大的弯曲和弥合迹象的时候，在一个时代真正行将消逝的时候，才显出了其特殊性。很明显，一个迅即被时代认可的诗人总是有可疑之处的，更可能在最终被历史所忽略和淘汰。谁更能够切近历史的真实？谁更能够完整地记录下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甚至，谁更能形象地载录下那种记忆的方式？或者更直接地说，谁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或者象征？时间将会反过来凸显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人们对于他的忽略，在我看来并不是由于所谓的有否“难度”和是否“现代”，不是因为他的诗中包含了更少所谓“变革”的因素，而是因为人们的精神中必然出现的盲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历史的失忆”。

　　一个小诗人的临场会被世俗误解为精神病，而一个大诗人的在场则会让世界感到自己的渺小，让世俗感到自己的粗鄙和被提升。他现在拥有了这种力量。

　　“世界是一所牢狱”，丹麦的王子在他身遭不幸的时候曾这样说，那时他近乎于一个诗人。而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世界就是一座福利院，它正是为我们的诗人所准备。我们的本意是合伙的谋杀，但因为诗人那过于刺眼的光明和我们自己身上的卑琐，这图谋最终转化为迂腐的善意和奴仆的掌声。所以，我更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福利院”和“精神病”这样的词语。

　　诗人注定要穿行其中：世界也许就是这样“世界化了”(海德格尔语)，福利院也因此获得了意义。因此我们也许注定要“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背景，在现代以来的哲学史、艺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卓越的名字都与精神分裂连在一起，荷尔德林、尼采、爱伦·坡、斯特林堡、凡高、叶赛宁、普拉斯……这本身就构成了伟大的启示，人类在走向自己的未来的过程中，精神越来越陷入自我的矛盾和分裂之中。显然，这里有太多的历史、哲学和审美诗学方面的含义。正是食指的疯狂反过来映照了他作品中崇高而背债的理想精神，使之具有了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由此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死结和聚焦点，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从那个时代逃脱出来得以幸存，而他却义无返顾地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一起沉沦。他是一个真正面对和生存于自己时代的人，他唱着自己时代的歌，宛若泰坦尼克号上的乐师，临危不惧，勇敢地投向毁灭的渊薮。

　　在活着的诗人中，还有谁能够像食指那样，可以构成如此复杂丰富的精神现象？

　　然而诗人终究还是走出了那座福利院。2003年的初夏，我看到了第六期《诗刊·下半月刊》上登出的他的四首新作，同时我还知道了另一个消息：独居多年的他，已经在2002年3月回到了新安在北京百万庄的家，在那里他与一位叫做翟寒乐的女士，共同筑起了一座生命之巢。这让人感到欣慰和庆幸，这饱经磨难的人，终于分享到了可贵的“冬日的阳光”。从他的诗里不难看出，他对自己重回“世俗生活”充满了欣悦和归宿感，他甚至有点小心翼翼的依恋了——“可得好好珍惜这暖暖的冬阳/外出走走，享受下这难得的时光/让阳光晒出的好心情随鸽群放飞/鸽铃声牵带出心中的笑声朗朗”(《冬日的阳光——给寒乐》)。不知道这日常生活是否可以医治诗人心灵的旧伤？他一生所寻求的平衡，也许总算在这暮秋或初冬的日子里，现出了一缕夕照的霞光。

　　但诗人的使命并未就此终结，“他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以尼采自比的食指。他期待着思想的暴风雪，期待着他自己和人世再度的精神撞击——“没人能理解他性情的孤僻和高傲/也没人回答他对世俗的嘲讽”(《啊，尼采》)。他的一半安睡着，另一般却在黑夜里醒来，睁大了炯炯的目光。

　　老友林莽访问了食指。在这篇访谈中，清晰地展现着他的孜孜不倦的思想。关于诗歌和诗学，他提出了自己看法，这几乎是最原始、最常识的看法，但却是根本：“理过其辞不是好作品”，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直击当代诗歌的命门。他强调“中国气派”，“中国诗的根不能断”，这在6年前我就近距离地听到过，但现在他说的更清楚，“就是要从中国博大深沉的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体。但诗歌要有一种形式，必须研究外国诗和中国结合起来的形式。这很重要，古典加民歌走不通……”他还谈到古典诗歌的变革，中外诗学的差异，诗歌翻译的奥秘，“理学”与“心学”的不同，“天人合一”的境界，等等，可以看出，他是在不间断的读和思中来体味的。这状态甚至使他充满了激动，仿佛他的艺术生命将要再度重临一个勃发的春天。

　　这正是食指生命中根源性的东西，完全的“二元性”：执着与失败，翱翔与深渊，希望与绝望，悲伤与欢欣……这一切又投射为“寒冬”与“春天”的对立统一，相生相依的形象隐喻，并且最终又化为了诗。这是他既往诗歌写作的原动力，也是他今天继续用诗歌来进行他生命探求的精神源泉。因此我们就同时看见了一个徘徊于冬日暴风雪中的疯狂的尼采，和一个期盼着春之旋律的汹涌着“解冻的心潮”的食指，他们其实是诗人自己同在的两个影子。

　　他是不安的，这是诗人的灵魂——

　　多少不眠之夜中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孤独冷漠中怀着诗意的憧憬

　　思想的婴儿经受了分娩的苦痛

　　终于喊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

　　尼采，当改变世界的太阳到来之前

　　满天迸发闪烁着你思想的火花

　　快熄灭的烛火燃烧着你最后的激情

　　尼采啊尼采，让我们一路同行

　　他又是坚定的，这是诗人的意志——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风醉醺醺地在原野上奔驰

　　阳光下纯洁的白雪公主

　　已融日黄土地焦渴的怀抱

　　随着艺术家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跃

　　春光在哗哗作响的水面上喧嚣

　　读着五线谱上神妙的音符

　　请听我心中阵阵解冻的心潮…… 　

　　林莽：

　　“我渴望在人们心中抛下一片火焰”

　　风雨吹打着青春的向往

　　岁月是多么的凄凉

　　在遗忘过水手的荒岛上

　　我描绘着生命的船

　　寄托在波涛上传递，滚向遥远的地方……

　　好像是白洋淀的风吹出了那张脸，他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来自北京的人，因为在那张脸上，没有流溢出这城市独有的傲慢和自负，有的却是柔和、质朴，对命运和挫折的默默承担。所以，我相信是这水泊、这淀子，赋予了他一生对诗歌的热爱，也注定了他芦苇般坚韧的性格。一点也不奇怪，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仍然会时常地放下手里忙着的一切，和老芒克一起想念那里的老乡们，赶数百里的路程，去和他们一起喝酒叙旧。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冲动，而是一种默契和认同，因为他的心，合着他的青年时代的记忆与梦幻，有一半已留在了那里。

　　2001年秋，我读到了他的这首叫做《记忆》的长诗。生命的秋天似乎带来了过多的敏感讯息，岁月留下的一切，在某个时刻会变的突兀和尖厉起来。这是一首属于过去、属于白洋淀的岁月、更属于此时此刻的诗篇，什么东西在深深地刺激着诗人的心。我总是相信，长诗是一个写作者不会轻易动用的文体，如果动用，必是有相应分量的东西需要表达。对林莽来说，这应是一个度过了五十岁生命历程的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一次清理。这一年，芒克五十岁，当年和他一起、而今远漂海外的根子和多多也都五十岁了，而林莽比他们都还要长上两岁，一个时代——不，是许多个时代都已结束了，时间迅速地使曾有的一切染上了沧桑的容颜。这正是长诗诞生的时刻。那么多的记忆穿越岁月的尘封，在叹息和伤感、壮怀与缅想中，再次荡激起苍老而依然敏锐的波澜。

　　我说不清林莽在这些近年的诗作中，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写到“秋天”的主题，大约和心态有关系吧，我读到了某种不易察觉的凄凉。毕竟经历得太多，诗歌自会渐近于一种“悲鸣”。 然而这也正预示着一种真正的佳境，诗歌本就应远离嘈杂和轻狂。而林莽正固执地迷恋着他那来自大自然的苍茫与合鸣，那和秋天与秋水一起苍老的色泽，秋风一样深沉的苍凉。他在彻悟着那水泽：“如今我才知道/白洋淀的秋风为什么那么凉/白洋淀的冬雾为什么那么浓……”

　　某种意义上，说“白洋淀诗歌”是“今天派”或者“朦胧诗”的精神源头或者先导，也是毫不过分的。一些回忆文章表明，当年北岛和江河等人都数次到白洋淀“以诗会友”，虽然从年龄上北岛甚至比芒克还要大上两岁，但从其作品的成熟期看，却要明显地晚于芒克。甚至他还有受到芒克影响的痕迹——比如《结局或开始》中的名句：“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就有从芒克的《太阳落了》的诗句中“化出”的“嫌疑”：“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芒克的这首诗写于1973年，而北岛的作品要晚了数年。即便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单从思想的深度看，根子写于1971年的长诗《三月与末日》以及稍后的《致生活》，比起将近十年以后才问世的大多数朦胧诗作品来，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精神巅峰。

　　一切都表明，这个时代的真正的精神中心不在别处，就在白洋淀。

　　林莽的写作大约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根据他自己回忆，他是1969年插队来到白洋淀的。很快地，孤独与挫折感就使他开始尝试诗歌写作，并很自然地与其他写作者发生了交流碰撞，“他们互相刺激，互相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气氛。”或许，在所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诗人中，林莽并不是最“先锋”的，但他在1974年写作的《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却足以称得上是一次富有标志性的精神远游，一次自我的超越。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诗歌之路”，领略到精神独立的思考与现代性写作的奥秘。他这样写道：“手撰写着远古的历史/大脑永远在发问/荒谬从哪里诞生，丑恶又如何开始/人类的心灵中，从什么时候起/就反锁了盗火的巨人……”这分明可以看出，他那时对现实的怀疑、对历史和人性的求思，已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

　　林莽诗歌的风格是非常“综合”而又独特的，这和人的气质有关系。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温和内敛而习惯于沉思默想的人，所以他的诗歌大约也有着“思想独语”与“精神漫游”的性质。他或许不是那种具有“命名”气质的诗人——像根子和北岛那样，有着可以“命名一个时代”的力量——但他的作品却具有更多心灵性、更鲜明的个人性与抒情气质，这就使他得以保持了一个诗人最可贵的东西：真诚、纯粹，而且相当综合：

　　记得童年，乡野的风质朴而温和

　　是母亲和土地给了我一颗纯洁的心

　　如今，仙人掌一样地肿大着

　　在埋葬着朝圣者的沙滩上

　　长满针刺的身躯，迎送着每一颗暴虐的太阳

　　这里依稀可以看出与根子的《三月与末日》相近的思绪，那个时代他们的确有着相近和共同的主题。但比之根子的决绝和坚硬，它却是温婉和深沉的，甚至说它流露着“软弱”也不无道理。从《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到《记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它们弥漫于内心世界的独语和漫游的风格，都稳定地保持着。这可能源于他早年所受到的浪漫派诗歌的影响，读读这首写于1970年的《独思》，可以从中感受他语言的温婉与音节的自然，似乎与食指的诗歌也有着异曲同工：“你既要离我远去了，/为什么还留下那深情的回顾？/汽车的烟尘把车窗遮掩，/像日后那遥迢的路途。//不知是你眼中真有/未曾吐露的隐情？/还是我日后在孤单中/过于多思的缘故？//往日命运的无情驱使，/让我们在那短暂的日子里，/在异乡漂泊共度。/谁还有心把热情倾诉？//不期而至的别离，/横亘在悲苦的日子里。/从此，我对着那迢迢的天涯，/把青春沉入无梦无醒的云雾。//可我心灵的深处，/轻飞着一只彩蝶。/透过我深切的目光，/它可曾在你的心中飞舞？”这青年时代的作品虽然还透着些稚气，却可以让人从中体察那份感情的纯真和美好。

　　多多曾称芒克为“自然之子”和“自然诗人”，而在我看来，林莽也有与之相近之处，他也称得上是自然诗人。在收入了他最早的一批作品的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新华出版社1994)中，有大量吟咏白洋淀的土地和风情的篇章，那里有“正午的阳光”和“深夜的冷雨”，有“孤雁的鸣叫”，有“星光和渔火”……(《心灵的历程》)无论是欢欣还是凄冷，它们都是这样质朴无华地被呈现出来。我被这首写于1969年的《深秋》深深地感动着，这是来自水的年轻的忧伤，但却是真挚而充满自然气息的缅想：“深秋临冬的湖水，/清澈而寒冷。/淡云深高的天空，/时而传来孤雁的哀鸣。//随风摇曳的芦苇，/低奏着凄凉的乐章。/大雁孤独的叫声，/像挽歌一样凄楚而哀痛。//那哀鸣而疾逝的身影，/掠过蔚蓝的天空。/一切都如往的平静，/留下的只是几声嘶哑的哀鸣。”——

　　深秋的湖水，

　　已深沉得碧澄。

　　深秋里的人啊，

　　何时穿透这冥思的梦境？

　　解读林莽，这无疑是一个入口和“纲”。那带着悲剧抒情的气质，为白洋淀所滋养的灵透之气，还有与生俱来的同在的澄澈与苍茫，性情深处的哀婉和忧郁，都已恰到好处地露出了苗头。他的作品由此而具有了灵性和感人的品质，也注定了其某些不变的质地。这仍有似食指，内在精神的冲突形成了写作的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构成了他的作品的独有的壮美。我说不清在林莽的内心最隐秘的冲突是什么，但我感动于他这样的不变的坚韧和执着：“如果在最后的日子里/我能心安理得地/奉献出我的九十九页诗选/灵魂的歌声萦绕着那些美好的瞬间/我渴望在人们心中抛下一片光焰……”

　　记得在1998年冬天关于食指的研讨活动中，我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当代诗歌的精神源流的问题：人们通常所了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指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并不是当代诗歌变革的惟一与最初的源头，这个源头应该更早。从精神气脉上讲，以北京为核心这一支，应该是以食指为源、以白洋淀诗人群为主体，后来的“今天派”与朦胧诗，不过是这个庞大主体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而显露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随着时间的推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自然会清晰起来。“文学史”中当然要讲一个“文本事实”和“影响事实”的问题，没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会超过这几个人的影响，但许多年后历史自会显现它本来的轨迹。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并不是在其诞生之初就立刻产生了“影响”的，而是过了许多年。另一方面，“白洋淀诗歌”在上实际七十年代已的确在相当的范围内被传抄，至少对朦胧诗的主要诗人已经产生了精神的影响，这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基于对这“被埋没”的历史的一种不平，我记得当时自己说得比较“过火”，我说，“白洋淀诗群”应该享有比“朦胧诗人”更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构成了后者的“老师”。林莽马上给予了一个矫正，他说，不能说是“老师”，两者是差不多同时开始创作的，年龄也相仿，只是当时芒克、根子和多多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写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罢了。

　　我立刻意识到了林莽的谦虚和严谨。对一个诗人来说，这也是最难得的美德。

　　(作者系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