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的歧途

　　萧潇

　　当一些知识精英冲出体制围城获得精神物质双解放的时代，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历着又一次文化“浩劫”——量化考核的磨难。

　　不久前吉林工大45名博导落聘，可能是量化考核的极端案例。此“重磅炸弹”未能得 到好评如潮，却遭到知识界的众多否定。对量化考核精神产品这一时尚事物，为何行政界与知识界的态度截然相反？

　　对量化管理的态度由利益决定。由于体制关系，长期以来许多单位行政与专业人员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专业人员创造单位赖以生存的效益，其“饭碗”却由行政人员决定。改革大潮没有冲垮5000年的官本位传统，反而催生了文化界“量化考核”这个怪胎。由于裁判属于行政权力，“量化”考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行政者高高凌驾于专业人员之上。

　　行政霸权定势之下，专业人员成了依附于管理者的“打工仔”，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评判的权利。量化管理，使专业人员必须按照“行政标准”生产精神产品，否则便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到了为糊口而出卖脑力劳动的地步，思想就成了奢侈。

　　在产权改革的关键时刻，对专业人员的量化考核使行政者成了与产权最接近者，成为单位事实或者名义上的所有者。现有的体制又缺乏对管理者行之有效的监督，因而在对专业人员的层层“量化”中，行政者便处于无法无天的小朝廷中。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昂贵死亡”者的主治医生道出了行政霸权下专业人员的生存状况：“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专业人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技术领导手中，

医院成为行政者的独立王国，医疗腐败的监管当然无从谈起。此位有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工作的主治医生表白了专制管理下知识分子的无奈：“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一种矛盾，一种屈辱，这个职业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屈辱，甚至成为量化管理刻意要产生的效果。以科研项目为惟一选聘标准的吉林工大45名博士生导师落聘，其效果就是德高望重的导师形象一夜之间颠覆，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

　　量化管理来自官本位的思维定势：任何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从大跃进的亩产到反右的指标，再到如今体现政绩的GDP，都是量化的典型，量化思想却是新时代新官僚的创造。

　　量化考核风潮造成了学术泡沫，成为又一场文化“浩劫”。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披露制造泡沫的投入产出账：2万元买书号，出版一部“砖著”，每年再用2500元买版面，发表两三篇“论文”，四年下来共投入3万元。尽管职称标准中对学术质量有严格要求，但实行起来往往有“量”无“质”。此后，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成为正高，成为“官学一体”的博导。反之，如果你恪守学术道德，甘心十年磨一剑，最后可能连副高都未必评得上，房子都没得住！因为真正的科研是高风险的，十年磨出来也未必是好剑。

　　泛行政主义者为什么青睐文化产品的量化考核？维护权力的需要。自由思想本身就是对专制权力的威胁，更不用说在现行体制下，专业成就可能对行政霸权产生威胁了。

　　那些热爱事业却不依附权势的专业人员，则往往被边缘化。“量化考核”成为权术工具，如何运用要看需要。以“量化”的杀手锏来树立管人者的最高权威，才是奉“量化”为神明的重要目的。

　　精神产品与行政管理者畸形的利害关系，使考核标准失去初始的公正，更不用说其评判的公正性了。对纷繁复杂的精神产品产生方式及结果的评判程序，即使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也难有公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