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穷人的经济学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理想国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3月18日 17:21 赢周刊

　　——写于两会闭幕之后

　　□刘勇/文

　　3月14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名言：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2004年，也是两会刚刚闭幕的三月，我在北京人济山庄充满小资情调的韩国料理店与一位青年才俊见面，外面春寒料峭，室内温暖如夏。生于1976年的青年才俊迎头抛给我一个尖锐的追问：改革中的腐败是怎么开始的？在座的还有曾经采访过远华大案的前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

　　在这个尖锐的追问之下，2004年整整一年，社会中都隐伏着一股愈益激荡的潜流。似乎在2004年，社会突然发现没有道德底线的经济增长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代价，于是，以“郎咸平事件”为突破口，一场贯通中国政经界、学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得到引爆。郎咸平以批判海尔、TCL、德隆等一度为标杆的改制国企和民企大企业，居然构成了一次全社会的聚焦民意，这真是对10年以来以“产权为路径的改革”的一种质疑与颠覆，所谓“狼来了，郎也来了”。

　　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和谐社会的正式提出，是否可以看作是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关于贫富差距、关于渐兴渐浓的仇富心态而展开的一次正式答复呢。换句话说，如果那场以郎咸平富有想象力地关于中国企业家如何席卷社会财富的质问为发端，在2005年初春刚刚结束的人大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一次新的转型呢？

　　事实上，贯穿于整个90年代的区域政府与市场交替争夺“GDP制高点”的潮流，似乎也要退出这个舞台了。我们甚至从已经越来越淡出媒体视野的长三角、珠三角之争中感觉得到；我们亦从媒体不再数“代表委员的掌声”、统计局长在两会上直斥地方GDP饱含水分，从总理的“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中感觉得到。

　　每个人都可感知这种急速的变化，和谐社会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角度。同时，亦很容易被视作中央政府面对改变的社会所作出的经济战略调整。比如说，昨天还在流行的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概念(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被置换了——东部沿海，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视角一变，便会发现，中国的发展，除去欣欣向荣的沿海、除了不断扩张的城市群、除了日渐增长的“中国制造”的市场空间外，还有“窗口经济”之外的广大腹地，在“突然中产”之后，还有“三分之二”的期待“后富”起来的弱势群体。

　　不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没了下文。上世纪9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在近日大声疾呼，改革要让大多数人受益。

　　中国的改革，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受益者。谁是明确的受益者呢？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是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上世纪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那么今天呢？在新一轮改革中，社会亦清晰谁应该是明确的受益者。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我私下认为，在过去10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1997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我曾在自己所在的媒体写过这样的字句──“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但在2004年，这一切似乎变得有些困惑。是否我们当初的设想过于简单？还有呢，前些年我们曾经热烈地响应着“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升级转换”，大约也是在2004年，你会突然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就如同郎咸平笔下那些“陷落的国企”。这是件颇为令人尴尬的事情。而令媒体们同时发现的是，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权贵们的力量也同样在增加，“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是许多有识人士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与各色的市场力量结成了利益联盟，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

　　我们对于今天改革的理解是否与改革之初的岁月的理解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可能也只是在字面上理解改革转轨的必然性，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

　　“中国70％的经济专家与地方官员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仍停留在90年代后期的水准”。事实上，在书斋中谈论GDP，设想着90年代看上海、2000年看环渤海的经济专家其想象力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作为一名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的争论潮流中的过来者，我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经济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社会的变革入手。

　　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相对于80、90年代，今日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然而北京社会学者孙立平有一个更为形象也更为真切的比喻，他把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有人说，“不安全是‘有产者’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超过了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

　　但同样的担忧出现在“无产者”阶层，他们也在担忧有产者们改变中国社会生态。事实上，有产者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不安全感也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尽管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但我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仍然认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但是或许我们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的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更令人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

　　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5年两会是否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反思：我们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的理解是否与十五大之后中国社会普遍处于市场经济下财富充分涌流的热望相同？或者，即使我们在字面上理解效率优先之后，却仍必须面对公平的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和谐社会的口号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国？

　　谁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是天生偏爱“戏剧感”的媒体？尽管当下的媒体未必具备足够的远见，但勇气与努力或许是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对于未来而言，媒体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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