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而言是这样，就广东而言就更严重了。如果说全国过剩生产能力是GDP的8%，广东则已经达到25%，是全国最高的，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广东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因此，如何消化这25%是一个基本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关税壁垒，增加进口；第二种是广东改变舍近求远、出口增长导向，不是广东货走遍世界而是广东货走遍中国，如何研究和利用中国大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十年前《经济学家》(1999年3月)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新加入的生产能力过剩大国，那么今天来看，中国有可能是世界生产能力过剩的最大国。在持续了6年的高度经济繁荣之后，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建设从钢铁到汽车，从芯片到造船，形成新一轮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的是基础设施除外。所以这一轮扩大内需既要扩大投资还得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而不是再去扩大那些已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落后的生产能力。从去年到今年，通货膨胀这只老虎我们刚给摁住，通货紧缩这只老虎又冒出来了，并且威胁可能比通货膨胀更严重。

　　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该充分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十年前在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的决策是三条：一是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率，防止下滑；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三是保持人民币稳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动荡的加深，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影响而需求减弱，中国出口增长突然大幅下滑，在1998-2000年出现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首次出现了通货紧缩，后来不得不千方百计扩大内需。

　　三、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基本应对及调整

　　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投资、消费等领域，此后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各部门及各省市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实际上为“十一五”时期中国的加速发展进一步踩了油门，而且这个油门踩得非常到位，因为它踩的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的那些领域，包括安居工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决策不仅在速度上到位，而且是基于对整个“十一五”规划全局性的科学部署的基础上作出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明智、又非常重要的政策。

　　以政府直接消费和投资形式出现的政府直接支出往往比财政补贴或减税更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针对产能过剩部门的需求刺激措施更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动和增加就业。增长模式的调整要求降低工业、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的地位，转而注重服务业发展和消费的增长。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并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通过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 中所占比重，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将可持续地上升。劳动密集型的城镇经济发展还将有助于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造成的农村贫困和城乡差距。虽然其性质与10年前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仍然是对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其中很多项目是为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或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比1998年有很高的运用空间。1998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1.1%，而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比重为0.6%，即比1998年有1.7个百分点的GDP的发债空间；如果考虑到预算外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话，1998年广义财政赤字为GDP的0.9%，2007年为GDP的2.0%。由此可知，我们至少可以增加发行2%左右GDP的特别国债，这意味着将4000亿-6000亿左右的规模——如果明年发行的话，从预算角度看，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1.4%，如果从广义财政的角度来看，收支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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