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实现这一预测，就避免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年，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外部冲击影响，从全省来看，经济危机的冲击是明显存在的，特别是对于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而言，冲击可能更大。

　　因此，我对广东的基本判断是：广东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V”字型，即不会出现突然持续的快速衰退。

　　二、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

　　一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三个特性，即经济规模、系统特性和决策响应。

　　首先是看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越强，冲击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小。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而且经济实力也不断提高：GDP从1998年世界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外汇储备由1997年的1399亿美元上升到近2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财政收支状况，从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1.1%到盈余占GDP的0.6%。可以说，中国已经显现出巨国规模效应，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要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来发挥这个独有的优势。

　　其次取决于系统的特性，即经济运行的状况，包括民生与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重要指标。系统的作用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指标健康，系统就运行良好。与十年前相比，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出了最低谷，利润率大幅度上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由45%下降为6%，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正在不断加强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在应对失业等风险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不再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而避免出现“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此外，文化、卫生、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都能够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冲击。

　　最后取决于政策响应的速度和质量。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反应最为迅速、主动，在世界率先提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也充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性。从中国的积累的大量贸易盈余，“九五”时期是1495亿美元，“十五”时期是2125亿美元，2006-2007年贸易盈余达到4397亿美元，估计在“十一五”时期将突破1万亿美元，这一不断加速积累的贸易盈余表明，中国商品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它的消费能力，因此势必将这一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对美国出口，而恰巧美国的消费能力又大大高于它的生产能力，在正常状况下可以相安太平；但非正常情况下，特别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无论是美国的家庭还是美国的企业都大大消减了消费支出。(见表5)

　　与十年前非常相似的是，我们目前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由于出口外需的下降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能力过剩，由于全球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调导致国内的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调，除非大规模扩大内需。所谓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要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来估计过剩生产能力？我们如何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呢？我们通常从净出口的角度来估计过剩生产能力，这是指当国内出口(生产能力)超过国际消费(主要是欧美日进口市场)能力。1998年，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为4.3%，2007年这一比重上升为8.0%，可以看到，这次的相对规模(占GDP比重)比上次要大一倍。当对外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对内过剩生产能力时，出口转内销时，就加剧了国内的生产能力过剩。这种过剩能力直接或间接反映在几大过剩：一是贸易过剩，反映在贸易盈余上；二是资本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盈余和国内储蓄率上，可以发现2007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11.3%，达到最高峰；三是劳动力过剩，反映在真实失业率上，即就业供给超过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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