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见图1)，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转型阵痛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第三阶段，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创新驱动、高度空间集聚、贸易高附加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即“经济发展悖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报酬率下降，先发地区的竞争优势被削弱；二是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出现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三是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诚如汪洋同志所说，“小富即安、小成则满”，改革的锐气和动力有所减弱。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对手已经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胜者强，只有战胜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广东才能成为提升我国竞争力的主力省。

　　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少数国家像韩国、日本等，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更多国家比如拉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掉到了这个陷阱里面。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比如印度尼西亚等国由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印度尼西亚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其实，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了促进社会进步，在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因此，一旦经济增长衰退和金融危机来临，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并以抢劫、暴力和动乱的形式爆发，不仅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贫富居民阶层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也体现了被压制的社会一旦开始对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及领导人改善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就会迅速发生剧变，出现政治动乱。

　　如果说1990年代初中国主要是避免前苏联、南斯拉夫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政治解体，现在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对广东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广东在发展转型方面再次为全国作出表率。

　　2、广东现阶段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面临两种力量的较量：一是向心力，二是离心力。向心力主要包括：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彼此接近、相互集中可以形成技术的正外部性；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越是劳动力丰富、价格相对便宜、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到企业投资，产业集群、经济集中效应，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后向(需求)关联和前向(供给)关联，使得它们相互集聚。当然也包括人群的集中和社会凝聚力。而离心力主要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高的租金等，同时企业集中到一个中心地带也会增加竞争，带来利润的下降。当然也包括社会歧视和排斥力，特别是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排斥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这两种力量较量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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