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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秋风
笔者曾在6月12日的文章《过分谨慎的中央银行》中提出：“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是短视而懒惰的中央银行。”说得早说不如说得巧，这之后，中央银行开始采取若干紧缩措施，包括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中央银行终于知道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了，尽管很可能为时已晚。
央行之所以怯于出台收缩政策，或许与其传统的角色有关。再也没有比中国政府更重视经济增长的了，政府尤其偏好一种赶超式的强制性增长。这当然需要中央银行的无缝配合。因此，过去很多年，中央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每一轮经济周期都从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开始。只是经济剧烈波动的账并不能算到中央银行头上，因为它没有任何独立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逐渐获得有限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功能变为“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再后来更进一步变为“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货币政策不再与经济增长捆绑在一起。不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却并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运行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货币政策议案实行票决制，而来自央行的委员只占少数；央行在制订货币政策方案时必须报国务院批准，并应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者会议纪要作为附件。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改委、财政部等宏观经济部门的意见的权重，很可能大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建议。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中央银行不愿意，最终由它宣告出来的货币政策，也会表现出我所说的那种倾向，即强烈的、通常是过分的增长偏好，货币政策侧重于配合增长而不是维持稳定。这一轮由资金价格不断下滑、信贷大量投放所驱动的繁荣，就是因此而形成的。这样的结果似乎皆大欢喜。现代政府出于政治考虑，都具有这种增长偏好。然而，过往经济史已经证明，超过某个限度的繁荣，最终必然以经济急剧减速、甚至衰退而告终。
因此，一个经济要保持稳健，就需要有一个机构，能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也保持冷静，并且就是在繁荣正在形成过程中即预先采取收缩措施，以阻止经济爬得太高、摔得太狠。这个机构通常就是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要承担这个责任，就需要保持独立性，对于议会、对于行政部门的独立性。而且，能否在所有人都沉浸于繁荣的欣快感中坚定地采取收缩措施，是判断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最好指标。
一个有效而保持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能够在基本面上将政治因素对经济的控制与操纵限制在最小限度，从而让经济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增长。这其实是用市场的规则来限制政府干预和操纵经济的权力，就仿佛司法独立乃是让法院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一样。近代以来国家演变的基本方向就是减少政府权力的任意性，使更多领域只服从规则，而不服从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意志。因此，市场化改革本身就要求，中央银行必须是独立的，只按照经济的内在逻辑来调节经济活动。中央银行不独立，意味着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没有受到规则的约束。
在中国，央行独立性还具有另一层特殊价值，即维持全国经济的稳定。如本轮繁荣所显示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的控制和操纵能力相当强，而出于政绩最大化考虑，主政官员总是倾向于人为制造非理性繁荣。这种非理性繁荣，可以给地方官员带来巨大利益，但却扰乱全国经济的稳定，其所带来的风险会拖累全国经济。因而，中央政府有责任抑制地方的这种非理性繁荣。
中央政府所能使用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已经表明，行政性调控无法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因为，行政调控措施依赖地方政府执行，而地方政府本来就是非理性繁荣的制造者。因而，行政性调控机制内在是自相矛盾的。只有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以绕开地方政府，而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抗衡地方基于政绩最大化的增长冲动的唯一办法。经历过本轮宏观调控失灵之后，决策者该认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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