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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翻开《第二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林毅夫先生的序言。我的第一反应是，假如杨小凯先生仍然健在，假如2002年的那场林杨之争发生在今天，该是什么样的结果？把2002年的那场争论与此书所回顾的2004-2005年的争论相对比，不能不承认，在华人世界两大顶尖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那场争论，确实是迄今对中国改革进行过的最深刻的反思。
《第二波》是“21世纪北京圆桌”的年度精选，所邀请的嘉宾基本上都是改革政策的执行者，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可看到过去十几年来这些人对于改革、对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与愿景。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概括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三大经验：“改革、开放与稳定。”这应当就是过去十几年来“经世济邦”的经验之谈，也是中国路径的秘方所在，更准确地说，是对本书讨论中有专家所说的“转轨经济学”、“华盛顿共识”的一种反叛。而且，这次反叛非常成功，那些信奉成熟经济理论的人，看不懂中国的改革。像林毅夫所说，这些信奉成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对中国的“许多制度安排和现象的内生性如瞎子摸象般把握不住、拿捏不准，所提出的理论也大多如隔靴搔痒，有的甚至南辕北辙”。
唐旭的讨论更多地是常识性的，他也承认，所谓中国路径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有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有对规律的不成功的探索，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因此，他的序言里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学的字样。
到了林毅夫那里，中国经济学的出世则获得了一个具有一定哲学色彩的论证。林的序言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学人对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否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他的大前提是这样的命题：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总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转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遵循如此逻辑；他的小前提是：“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必将涌现出最为丰富和最为鲜活的经济现象。”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明确的结论，他只是断言：西方人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象有准确的认识，并做出可信的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却因为身临其境而幸福地享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林毅夫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深入了解各种发生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创造出新的理论模型。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这两位所期待的中国的经济学，就是解释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为什么成功的经济学。
坦率地说，这样的中国经济学何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学，从而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似乎是一个大问题；由此我倒是立刻联想到了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及后来的李斯特，他们的志向似乎是建立一种德国经济学——但是，很不幸，这个经济学并没有让德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倒是同在德语世界、只是研究抽象的理论问题的门格尔的边际主义学说，成了后世经济学的知识基础。
当充满了对现实成功的喜悦的中国学人准备从事学科创新的时候，他们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似乎开辟了一种独特的，既不同于英美原发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东欧转轨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从本书的若干对话中可以看到，在很多经济学家眼里，印度、拉美通通都不在话下。不过，对于这样的事实，今天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2002年的林杨之争，其实也基于对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分歧。当时似乎也有学者指控杨小凯没有看到中国成功的事实。
事实不能呈现自己，相反，我们总是根据某种理念来观察并形成关于事实的认知。因此，面对同样的现象世界，杨小凯和林毅夫看到了不同的事实。杨小凯秉承斯密、哈耶克的古典传统，在他看来，转轨意味着元规则的变迁，这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动力。没有这个层面的变迁，就没有转轨。而林毅夫则更多的看到了中国经济自身所具备的比较优势，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乐观是一贯的。这也让我们相信，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走向，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也有待形成更多的共识。
很显然，编著者王海明基于新闻人的敏感，并不满意于纯粹技术性视角。因此，他把自己的书称为“第二波：转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在这一年半载的舆论中已经被强有力地表达出来。中国经济学将会是什么样呢？也许，马上回答这个问题是个过于热切的期望，我们可以继续关注“21世纪北京圆桌”，继续参与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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