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进入产能过剩时代了吗

　　主讲人 沈明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告别短缺经济的喜悦很快被过剩经济的阴影所笼罩。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经济过热、硬着落、过度投资或产能过剩等词汇不断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和各种会议代表的发言中，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认为，在所调查的300种生产资料(投入品)中，高达23%的产品在今年上半年有产能过剩之虞，在所调查的600种主要消费品中，71.7%的商品产出大于需求。在今年3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更明确指出，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的另外一些证据是，一些产品如钢铁的出口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而一些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快速上涨。为此，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相关部门在今年初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力图化解日益恶化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现有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相关政策的得失，这些政策究竟属于

宏观调控还是微观调控的范畴，而是想回到问题的提出，即如何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一般而言，产能过剩是指产出大于需求的行业、部门或产品。以钢铁为例，有分析表明，2005年中国钢铁的产能是4.7亿吨，实际产出3.7亿吨，由此我们得出该行业的产能过剩为1亿吨。再加上在建产能7000万吨，拟建产能8000万吨，产能过剩问题不可不谓严重。然而，这样的分析忽略了需求本身可能的变化，特别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即价格下降需求可能上升。如果把这样的静态分析当作政策调控的依据，往往会失之毫里，谬之千里。

　　对煤炭业的调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7年和1998年前后的上一轮产能过剩调控把煤炭的产量从1996年的近14亿吨降到了2000年的不到10亿吨，结果导致了2003~2005年间一些地区出现的煤荒和煤炭价格急剧上涨。之后出现的大量投资把煤炭产量推到了2005年21.9亿吨的历史新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关1996年或前后存在煤炭产能过剩的判断很难让人信服，显然当初静态分析的结论低估了市场需求的潜力。从根本上说，只有市场而不是有关部门才能准确判定是不是存在产能过剩。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否认中国事实上在一些部门存在产能过剩。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现有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投融资体制。我们的粗略分析发现，在国务院文件列出的十个产能过剩的行业中，有八个行业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占全行业总资产的50%以上，只有纺织业和水泥业属于非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这表明，国有企业高涨的投资冲动、可能的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项目审批方面可能存在的便利等是目前中国产能过剩的看得见的主推手。

　　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总量随着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大面积改制而有所缓解，存在过剩产能的部门或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4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和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52%和38%，考虑到规模以下(即500万销售收入以下)的大量中小企业，这两个比重将更低。换句话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局部的或由少数部门主导的。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现有有关产能过剩的判断混淆了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产能过剩，即前面讨论过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和由于处于不同市场发展阶段而存在的竞争性产能过剩。这两种产能过剩的原因不同，解决的方式也应大不相同。

　　中国尚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和开放使得大量的企业进入不同的行业，由此形成的竞争是效率改进的主要来源。同时，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行业出现了供大与求的现象，一般也笼统称之为产能过剩。所不同的是，这样的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和降低产品价格。当产能过剩达到一定的水平，可能引发包括并购在内的产业重组。在重组过程中，一些不具竞争力的企业或被淘汰或被兼并，而一些具有竞争力的领头企业会脱颖而出，重组本身是产品升级和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说，竞争性产能过剩是可以自我“治疗”的。

　　彩电业、冰箱业、空调业和啤酒业等都已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部分完成了市场整合的过程，整合的过程也消化了过去存在的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提到的水泥业和纺织业存在的产能过剩也可能正在或将会引发较大规模的产业整合。

　　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和国内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通过银行和股市为过剩产能融资的可能性在下降，这也有助于硬化企业约束，为产能过剩降温。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的产能调整的成本不菲。就十年代后期之前，产能过剩的调整通常由银行来买单，由此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不良贷款。周小川行长也承认，银行的不良贷款中有大约70%或多或少与产能过剩有关(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银行改革以后，政府利用银行为产能过剩融资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通过国内外股市融资成了重要渠道。仅以海外融资为例，在新近的中行于香港上市之前，大约有310家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这些上市公司的市值约为过内股市市值的两倍多，其中80%以上的上市公司是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主讲人系花旗集团亚太经济与市场分析部副总裁，本文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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