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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中国今年1-5月贸易顺差创造了468亿美元的新纪录，这个话题的热度还在进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为了遏制顺差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储备过快增长，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限制等措施已经出台，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传言也愈演愈烈。
中国的高贸易顺差，不仅给国内经济造成了一系列副作用，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极，调整贸易顺差势在必行。但是，抑制贸易顺差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所以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必须是多元的。净出口在2005年事实上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力军的作用，尽管在中长期，需要用内需取代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一点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大幅度加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本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消费增长则取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绩，而这两点均非一日之功。因此，如果我们抑制贸易顺差的力度过大，我们可能将面临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
在产业结构目标方面，我们期望外贸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亦即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内增值率。在这里，抑制贸易顺差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短期目标，提升中国经济结构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不应妨害长期目标。因此，在酝酿中的出口退税调整中，我们不妨对降低乃至取消高消耗、高污染、低增值、低技术产品出口退税给予支持，但不应当遏制低消耗、高增值、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寄托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而且，在遏制国际收支顺差增长时，中国需要防止这些措施造成严重的后果。扩大进口通常被视为削减贸易顺差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但我们应当看到，横向比较，我国进口增幅已经相当可观，1-5月进口增幅高达22%，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无出其右者，进口增幅要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难度相当大。而且，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不应大笔买入建立战略储备。在扩大海外投资时，中国也需要防止资本外逃和海外投资烂账。
其实，就化解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后果与一味压缩贸易顺差相比，前者未必难度更大。因为由此而增大的贸易争端压力并非是无法应对的，由此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资产市场价格泡沫问题，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加以缓解。虽然中央银行票据发行规模及其相应的准财政成本正在快速膨胀，但并非没有进一步运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套利资本，尤其是流入资产市场的套利资本，国际收支顺差造成的副作用很大程度上系他们所致。与其全面限制外资进入而付出过大代价，不如限制进入资产市场炒作的外资流入。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走势和国际生产转移的产物，美欧今年宏观经济走势向好，国际生产持续向中国转移且转移的产品结构日益提升，必然带动我国出口增长。所以巨额贸易顺差，也不是中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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