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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6月14日，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感叹说：“现在都在喊看病贵，为什么药价到老百姓手里就翻了几番！拿我自己来说，几年前在镇江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陈家宝痛斥商业贿赂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污染投资环境，也败坏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现代快报》刊发的这则新闻，成为6月15日各大门户网站的热帖。奇怪的是，人们对副市长的遭遇难有共鸣和同情，更多的则是提出质疑。也难怪，这件事情倘若放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谁会接受？谁会忍受？这里面其实体现出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副市长为何不通过投诉等方式积极维权。如果一位普通患者，在医院挨宰且被宰得很惨的情况下，一般都会竭尽全力去投诉，多方奔走和呼吁，维护自己的权利。副市长作为患者中的一员，他比普通患者有更畅通、更宽广的维权渠道，如果他默默忍受4000多元的花费———哪怕药费全额报销，有可能对医院的不良行为产生鼓励效果，使医院更加明目张胆地敲诈患者，导致副市长之后的患者挨宰的几率更高、程度更深。
因而，公众的质疑中其实包含着一种期待：副市长作为一名公务员，理应主动维权，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公权力拥有者的责任。他应该通过追查医院的不良行为，惩处不良医生，来纠正医院的错误做法，使公众免于遭受副市长所面对的一次感冒花费4000多元的“劫掠”。一般公众遭到如此痛宰如果忍气吞声，尚且容易引起公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倘若副市长也默默忍受，就更容易被公众视为没有尽到责任。
其二，过度医疗问题。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在为患者进行诊治的过程中，采取超过病情所需要的措施，主要表现在：检查搞“大包围”，开药搞“大处方”，用药搞“超标准”。南京市副市长的遭遇，应该就是过度医疗的结果。不然，看一次感冒花费4000多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喻的。
普通人去医院看感冒，多说几百元也就够了。但是，对于有权有钱的人，医院则会倾其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因而，去医院看病，医生常会问患者是公费还是自费。倘若公费，看病的花费肯定会远远超过自费。这种情况在我国较为普遍。
因而，对于副市长看感冒花费4000多元一事，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过度医疗问题。过度医疗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也间接地抬高了医疗价格，导致一般患者受“连累”。副市长如果不愿意接受过度医疗，他实际上是有拒绝的权力的，看感冒耗费4000多元的结局完全可以避免。
其三，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副市长如果不是在城市，且不是在城市中最好的医院看病，看一次感冒4000多元的花费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中国医疗资源的配置恰恰80%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80%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据悉，中国目前许多城市的人均高科技医疗设备，都超过了发达国家。要享用这些高科技设备，必然要付出代价，否则，4000多元是不可能凭空而来的。
副市长治感冒挨宰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医疗领域存在已久的一系列顽疾。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痛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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