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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文
“我们建议废除对贪污受贿犯罪进行死刑判决”，日前湖南的《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专家王明高对记者表示，“用死刑来遏制腐败是不现实的，而且被贪官利用惯例钻了空子”。王明高这里所说的惯例是指，国际上通行的“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据该课题组估计，“中国外逃贪官的数量不会低于四位数”。(《南方周末》6月15日)
最近以来，类似上述这样的废除贪官死刑呼吁颇为不少，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曾有人大代表提交修改刑法议案，建议逐步废除贪污、受贿罪等绝大部分贪利型犯罪的死刑，理由是，“这部分犯罪虽然都属于严重罪行，但与故意杀人罪相比，危害程度明显要轻一个档次。”(《新京报》3月12日)
应当承认，无论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司法人道，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潮流来看，废除包括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都是一种长远趋势，但是，在当前我国法治秩序尚不健全，尤其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的形势下，无论是基于“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还是“危害程度较轻”为理由，建议“废除死刑”，我以为都是不适宜的，有身陷多重悖论的危险——
比如，为打击外逃贪官却让非外逃贪官“受惠”的悖论。的确，为更有效地惩治外逃贪官，使他们都能被顺利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废除死刑判决，避免受“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限制，不失为一条便捷的解决办法。但接下来的问题又是，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犯罪情节毫不逊色的没有外逃的贪官呢？——在避免外逃贪官“利用惯例钻空子”，却给所有贪官的豁免死刑的待遇，是否得不偿失、舍本逐末？
再如，保护权利而放纵权力的悖论。无疑，从人权普遍保护的角度，贪官的人权也应得到尊重，而且，孤立地看，贪污受贿确实属于贪利犯罪，危害程度比故意杀人这样的人身伤害犯罪要轻微。可是，如果以法治视角观之，贪污受贿犯罪显然不止是简单的贪利犯罪，更是“贪权”犯罪——既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又是对更普遍公众权利的践踏，所以，在惩处这类犯罪时，不能只看到“贪利”，更要看到“滥权”，不仅要关注犯罪者自身的权利，更要关注其背后侵害的更广泛权利。否则，为了保护贪官一己之权利，连带地放纵其手中的权力，无形中将贪污受贿与盗窃诈骗的犯罪性质等量齐观，岂不有违“限制权力”法治本质？
最后，刑罚的严厉性降低，确定性却难以跟进的悖论。的确，对于刑罚的预防犯罪作用来说，比严厉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惩罚的确定性、不可避免性，因此，如果废除死刑，能伴随着惩罚确定性的提高，那么这种废除应该是合理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我们是否有能力提升对贪污受贿犯罪打击的确定性？这正如专家指出的，反腐败最有效的两种制度“金融实名制”和“家庭财产申报制”，在我国都没有完全实现；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适用缓刑的比率逐年上升，如对贪污贿赂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这表明，无论是在对腐败行为的有效防范，还是精确打击上，目前我们仍十分欠缺。这种背景下，轻易废除死刑，我们还能拿什么震慑贪污腐败？(《检查日报》6.10)
显然，在上述这些悖论得到有效化解，尤其权力全方位受监督的法治环境更加完备之前，废除死刑，即使具有某种理论上的合理性，但从现实来看，至少是言之尚早、没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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