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避免国家财富继续流失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新对外开放观”的对话

　　对话人：

　　张幼文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滕泰 银河证券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文/本刊记者 岑科

　　“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只要有吃的就行。但在解决吃饭问题以后，就要考虑饮食的健康和营养了。”张幼文比喻说，“过去我们非常缺乏资本，所以必须大力引进外资。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要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的阶段。”

　　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近期在各种场合宣讲“新对外开放观”：“所谓新开放观，核心是开放，目标是效益。我们不能只讲增长不讲效益，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只想现在不想将来。”让他欣慰的是，“大家都觉得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银行

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滕泰也有相似的想法。不久前，他提出了“国家财富流失”的概念，其指向的问题是：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世界依赖中国的同时，必须考虑从世界得到了什么？在当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下，中国应该如何减少国民财富和居民福利流失？

　　与此契合的是，中国的国家宏观经济战略正在发生转变。在最近发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被列为重要内容。而在中美经济官员联合会议和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谈话中，“扩大内需”被视为减少中国贸易顺差、解决中外经济失衡的药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邀请张幼文和滕泰就当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型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追求外资数量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中国企业家》：请问两位，怎么用“新开放观”和“财富流失”的观点来理解“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科学发展观？

　　张幼文：科学发展观虽然已经提出了两三年，但这次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出现，值得我们深思。谈到科学发展观，很多人已经认识到，GDP不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准确指标。我们要进一步问的是，在对外经济关系当中，我们的外贸、外资政策以数量为导向，是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

　　从外贸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经常讲，现在中国外贸的出口占全球6.5%，最高的德国也就是10%；进口占全球的5.9%，最高的美国也就是10.1%，中国似乎很厉害。但这仅仅是个总量。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价值实现。

　　以加工贸易为例，外国的订单，原材料、零部件进到中国，进行生产，然后出口到国外。获利最多的是谁？是国外的销售环节、研发设计环节。中国仅以廉价劳动力参与生产，不管出口多少，只能获得微薄的工资。

　　谈到外资，我们经常说对外开放的成就，依据就是利用外资数量多少，但很少考虑利用外资所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差异。所有的企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政府的社会服务，利用的公共产品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的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外资企业提供的税收更低，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土地对外资批租，大量的成本投进去，生地变成了熟地，“七通一平”、“九通一平”的土地，只要有外资项目，再低的价格都批出去，这里面也有代价。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价格是始终向上涨的。我们用现在的价格把今后50年、70年的土地一下子卖掉或批掉，这相当于一种财富流失。

　　所以，简单的看外贸外资的规模不能体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不能体现中国发展的状态。如果用科学发展观去审视它，就要看它对国民带来的实际利益，对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进步的影响，而不是看这些数字本身。

　　滕泰：以“苏州现象”为例，苏州市的GDP增长连续几年是国内最快的，其GDP总额超过了重庆、天津，现在位居全国第四名。另外，苏州吸引外资额去年超过上海是全国第一。但是苏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人均储蓄的增长速度、居民社会零售品消费的增长速度、以及人均住房面积增长速度，都比重庆低，为什么以外资推动的苏州模式会出现这样的财富效应？

　　有人概括外资在中国是“占领市场，避开税收，带走利润，留下GDP”，这不一定准确，但确实反映了一种现象。我们不是说要抵制外资，但就像张所长刚才讲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要更多看重外资的质量，看它给本国居民带来的收入效应，带给政府的税收效应，带给当地产业的技术扩散效应。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仅仅有一个数量增长，引进外资意义就不大了。

　　政策不当导致国家财富流失

　　《中国企业家》：两位在反思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时，都提到了“国家财富流失”的问题，你们所指的“流失”有哪些形式？

　　滕泰：除了引进外资中的不合理现象，还有贸易政策带来的问题。近年来凡是跟中国进口相关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涨价，凡是跟中国出口相关的产品价格都下降。比如去年我们由于铁矿石、钢材、粮食、铜等大宗原材料的价格涨价，一年增加的进口费用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在出口方面，中国的纺织品成为各国反倾销的主要对象，遭受了重大损失。

　　实际上，如果中国主动征收纺织品出口税，减少出口，那么全球纺织品供应会减少，全球纺织品价格理论上应该上升(至少不会下降)。这样，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我们的财富和福利损失要小得多。中国征收出口税和欧美征收进口税的财政收入效应完全不同：一个把税收留给本国，一个把关税收入送给外国。

　　然后就是汇率。你随便抓一篮子产品过来做一个购买力评价，跟国外比，都能发现人民币被低估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是封闭经济，汇率低估一点，影响不大。如果是开放经济，每年有大量的进出口，能源原材料采购很多，同时你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向海外投资，居民也开始境外旅游，境外消费，这种状况下，汇率低估无疑就是财富流失。

　　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比价是1:4.86，经过一战、二战，美国经济崛起以后，美元对英镑升值三倍。日本也是一样，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七八十年代1:300多一直升1:100左右，日元也升了三倍。所以，一个国家伴随着经济崛起，其货币汇率的升值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国际贸易格局里，中国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包括劳动力，地租和自然资源乃至公共服务的价格被低估，结果就导致国家财富流失。

　　平衡内外经济的宏观政策组合

　　《中国企业家》：请问张幼文先生，你曾说依赖国际市场太多会使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知道，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一直伴随着大量的资源进口和商品出口，这是否推翻了你的立论？

　　张幼文：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依赖。如果单单看外贸的数量，两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可能是一样的，但当你分析产品结构的时候，会发现这种依赖其实是不一样的，

　　日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日本七八十年代发展模式是向美国购买技术，然后它在世界市场获得原材料，经过一定的开发，产品对外出口，所以它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包含了许多自己的技术创新。

　　但是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主要是提供加工、组装服务，这是一个本质特征。中国产品是一种替代性很强的产品，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起步时，都能够生产服装鞋帽。所以中国的产品是一种买方市场的产品，因此它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滕泰：对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历史的对比。16、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纺织业发展起来，向全球采购原材料，当时美国6、7个州全部给它生产棉花，它来出口棉纺织品。当时的英国，不仅仅是世界加工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利润中心。到了今天，同样是纺织业，轮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廉价产品中心。

　　加工中心有两层含义，可以是利润中心，也可以是一个承担成本的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是一个趋势。但成为怎样的加工中心，这里面的内涵有很大区别。前面谈到财富流失现象，改变这个状况直观来看要靠改善贸易条件，改善国际金融体制的安排，但从本质而言，还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谈得上在全球分工和财富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所以“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自主创新，最近有关方面又强调扩大内需，其实政策的重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政府已经关注到，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在参与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过程中，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受侵害或者是一种弱势的地位。

　　《中国企业家》：对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你们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

　　张幼文：讲自主创新，“神六”可以作为例子。“神六”可以说是我们技术研发的一个典型。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它毕竟是政府集中投入搞出来的。第二，是在军队体制中搞出来的。社会大量的产品不可能利用这种模式。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对所有的消费品都有用的话，计划经济就成功了。所以从根本上说，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市场。

　　此外，现代高新技术产品是一系列知识产权的组合，核心技术是一个基础。在核心技术不能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购买，为自己的创新建立一个平台和起点。有了基础，再根据中国的市场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得到我们想要得产品。

　　关于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跟收入差距有很大关系。收入差距过高，导致了许多人只能进行基本的生活消费，而有相当一部分高收入的人消费增长缓慢，所以整个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只有比较合理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提供比较高的总需求。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很重要。我们很多问题都跟农村落后有关。因为农村没有发展，所以大量的劳动力流到沿海去打工，劳动力超额供给，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方面压低了出口产品价格，一方面也是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我们讲财富分配，将扩大内需，讲以人为本，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滕泰：我想针对扩大内需谈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当前

中国经济投资相对过热，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外需增长比较旺盛。而内需增长比较慢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力或者是居民的收入增长过慢。

　　如果对居民的收入有一个政策把它提上来——不仅仅是农民收入，包括城市里面最低工资往上抬、建立社保体系等，会起到扩大内需，减少外需的作用。

　　另外文章前面提到，随着经济崛起，汇率升值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政策具有增加企业成本、抑制出口的紧缩效应，因此要有扩张政策来对冲。

　　在我看来，有两个新的政策可以选择：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供给学派给里根的药方——以减税拉动经济。因为中国现在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所以有能力降低税收。尤其是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比国内企业要低，两个税率应该统一。

　　另外一个扩张政策在信贷方面。在金融领域，货币投放量对经济的影响远远高于利率变动。在中国的体制下更是这样的，企业和居民对利率不是特别敏感，扩张信贷的效应比降息的效应要来得明显。

　　总的来说，运用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再加上两个对冲政策：一个是减税，一个扩大信贷，这样一个政策组合对于恢复中国当前的内外经济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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