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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近日，在国家发改委主办的“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上，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等部门官员，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公司等企业的多位高管聚首，共论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煤炭等五大资源价格改革，共识的目标是“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
这标志着在“十一五”规划建议刚通过之际，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路线图即将成型。在注意到这一动向的深远意义的同时，笔者又不免有一点担心：资源价格随行就市的过程很可能也是其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
首先，从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前三季度物价情况来看，资源价格上涨已经大幅领先于其他商品。其中，电煤价格比去年底上涨约15%，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7.3%、16.5%和27.7%；相比之下，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上升只有5.4%，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2%。
背后的原因是清晰的。各种信息显示，多年的价格管制使得资源的价格在较大程度上低于市场应有的价格，此前热议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外价格落差就是一个例子。因而，在价格放开之后，预期有一个初始的上涨是理性的。
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部门的市场结构让我们有理由担心，初始的价格上涨会不断持续下去。当前，上述五大资源的供给仍然控制在极少数垄断部门手中。在这种缺乏竞争机制的市场结构中，价格的放开会强化垄断部门的定价能力，摆脱了政府价格管制羁绊的巨无霸企业将会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市场垄断者，并从广大消费者头上抽取垄断利润。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些资源部门中的某些环节带有一定色彩的自然垄断性质和公共物品性质，是否应该完全推向市场还值得考究。通常，一个城市只需要一套自来水管道，一个地区只要一个电网，在这些具有“网络”性质的环节，实际上没有必要引入竞争；相反，自来水和电的生产环节是需要市场化的。因而，在资源部门，必须把握市场化之度。
与价格形成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价格应该包含所有的成本。在当前的中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许多社会成本并没有包含在资源的价格中，也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问题十分严重。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当存在外部性时，价格机制就会出现失灵。其结果是，由于企业和消费者不需要承担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环境遭到破坏。所以，在资源价格市场化之前或者同时，政府应该认真界定产权，必要的话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的方式使资源的价格合理化。
因而，我们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关注价格运行的基础。如果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尚不成立，市场运行的结果就很难合乎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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