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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在10月18日晚间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作主旨发言时，周小川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进而表示不希望居民储蓄率继续提升，否则将可能外溢到其他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资金。我们真的储蓄得太多了吗？从数字来看或许是这样。
可是，如果中国的储蓄率一旦大幅降下来，后果可能更加令人担心。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点儿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从国民收入衡等式的角度来看，假如只考虑家庭和企业这两个部门，那么储蓄应该与投资大致相等；其次，如果加入贸易部门，储蓄就等于投资加上净出口。
首先，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中国的高储蓄同高投资显然是相匹配的。就在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在增长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极大的投资量，到2024年，那么，我国投资将占GDP的55%。这个警告并不意外，实际上，中国社科院近日出炉的《2005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预测，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明显快于GDP增长，致使2005年总投资已经占到GDP总值的55%，接近60%的水平。
这样看来，中国的储蓄率虽然惊人，但投资率更加“骇人听闻”。而就目前而言，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有效转变之前，这种高投资率对于支撑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就有着关键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任务高于一切，因为，经济增长一旦进入下降通道，一系列重大问题将会接踵而来。可是，如果没有高储蓄率，高投资能够得到保证吗？
其次，如果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我国的高储蓄率也可以从日益累积的贸易顺差这里得到解释。目前我们有76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这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内部经济一定程度的失衡，并具体表现为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因此，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高储蓄率是自然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宁可看到高储蓄率持续下去。关于储蓄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就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4%~5%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这个过程。”仅就储蓄率这点来说，这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打上100分。
总之，高储蓄率本身显然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将储蓄转换为有效率的投资。现实地看，当前民营经济基本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之外，在它的巨大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很难得出储蓄过多的结论。反过来，正是因为储蓄——投资之间有效机制的断裂，银行才有“钱如何花”的尴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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