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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近来，我的桌上一直摆放着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最新随笔集《愉悦的思考》。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作者作为从国外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先驱者、崇尚实证研究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导，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主流经济学家”。
可能让许多人失望的是，在过去那段对主流经济学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的时期里，我并没有找到作者留下任何支持主流经济学批判者的蛛丝马迹。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认识到，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不仅仅需要高涨的热情和敏锐的触角，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
熟悉经济学范式的人都应该同意，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或者试图变成一门实证科学。也就是说，它的意图主要在于搞清楚“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这与探讨“世界应该如何运行”的规范研究形成对比。比如，一个实证的表述是“在许多领域，民营化有利于提高效率”；而“政府应该推动民营化”则是一个规范命题。
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此令人着迷，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你就不会再去考虑别的问题。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体制的急剧转型使得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范围的焦点，而思考并解释这些问题的就成了亲历这场转变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增长和转型因此成为《愉悦的思考》一书的两大主题。
一般而言，与增长相关的两个问题必须考虑，一是增长如何得以持续，二是持续的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与广受关注的东亚模式实际上一脉相承，靠的是汗水，而不是灵感。从这个视角，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示谨慎的担心。
现在，我们越来越同意，清楚界定的产权是企业家精神成长的空气和阳光，是资本市场繁荣的沃土，是经济增长潜力扩张的原发动力。财富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产权界定清晰后交换出来的，因而产权比财富更重要。因此，转型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只有转型才能促成规范的产权制度；而有了产权，行为人才有创富的激情和动力，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才能不断外推。
而在探讨产权问题的关口，一些个案却使社会舆论偏移到了“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的讨论。显然，我们总是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政府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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