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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李巨微
10月28日至29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的“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属于围绕资源价格改革“路线图”进行务虚讨论性质，但所传达出的讯号明晰，就是全面调整国内资源价格机制已提上中央政府议事日程。
资源价格机制改革是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我们认为，其实质上系一场新的“价格闯关”改革，一旦展开，影响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企业主体行为选择、各级政府财政状况，以及社会公众日常生活，无不会因此有所变化。而此项改革虽属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内在需要，却障碍重重，“阵痛”在所难免，并未必一定能获得成功；在经济社会进入“矛盾凸现期”背景下，其将直接考验主导者调节利益关系的能力。
调整国内资源价格涵义是指全面单向度上涨土地、水、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资源价格。需要认识到，这一要求压力来自国内资源状况、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分工分配现状等多个方面。中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今国内以高资源耗用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比高达4比1；“中国制造”产品畅销世界，除劳动力廉价因素外，所使用资源价格也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于是形成了中国经济“补贴”发达国家局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判定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透支子孙后代福利的不良形态，终结国内资源免费或廉价时代不仅是经济问题，甚至属于伦理问题。
就紧迫性而言，资源价格相关改革宜尽快进行。操作上，由政府运用财税等工具启动，似乎不难破冰。于源头上，第一步是建立对过去不征税或者象征性征税的资源性产品税收制度，由此开始，一系列价格传导行为连锁发挥作用，最终国内商品与服务价格体系将重构，“中国制造”也将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定价。最理想的结果为，上调资源价格，由于国内物价上涨为财政收入增加冲抵，且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等“溢出效益”，社会总福利不会降低；而“中国制造”获得价值兑现，社会福利将增加。
但是，需要看到，实现这样的目标存在很大难度。第一个困难来自资源税标准制定方面。它首先是一个定价原则问题。如果主要资源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导致某些就业人口数量庞大的产业“比较优势”丧失，怎么应对？这一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权衡，以逐步提高资源价格方式化解。更大的疑问在于，在中国税负已名列全世界各国与地区前茅情形下，政府如何做到将资源税高效、公平地“返还”各阶层公众？再者，即使做到通过减税等手段弱化涨价对市场主体与消费者利益影响，在至今主要资源由国有企业实行寡头垄断状况下，如何遏制它们假价格改革之机的套利行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成熟预案，最终将让全体公众承担沉重成本。
实现资源“价格闯关”必然需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以石油为例，油价上涨必然引起连锁反应。现在国产原油占两大石油企业原油来源超过一半，开采成本则不及国际油价一半，资源税为每吨8元至30元人民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让国内成品油价与国际市场接轨，前提无疑是动态地全额征收国际国内原油差价为资源税，同时高效地将其全部“返还”消费者。然而，可想而知，一旦改革基本原则如此设计，极可能遭致各个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普遍反对。
此次“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传出的基调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把市场化作为形成资源价格机制大方向自然无人可以厚非，问题在于，至今在主要资源领域，国有垄断企业之外的市场主体发育严重不足，客观上存在利用市场化搞“坏的市场经济”空间。在“价格闯关”过程中，政府部门轻率放弃定价权，利益集团掠夺之手完全可能不受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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