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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如何在对日或其他同类问题上，能够真正做到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身诉求，正在考验我们的国民风范和公民素养
4月9日以来，在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发生了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反对日本在对待侵略
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这属于民族情绪的自然表达。而由于游行活动群情激昂，加之互联网呼应推助，这种情绪已经波及不少并未参加游行的民众，在业界也产生了相当共鸣。
我们对这一情绪完全能够理解，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充满关切。然而，群众性抗议中也出现了“抵制日货”的主张，甚至伴有侵害日本在华合法商业活动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这不仅不能充分、合理、有效地表达抗议，反而贻害甚多，国人不可不察。
“抵制日货”的主张当然算不得违法，亦可视为强烈民族感情的体现，但显然违背了自由贸易理念与经济问题自主于政治纠纷的原则。就中日间贸易与经贸合作利益而言，尽管贸易国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均等，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自由贸易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片面地主张在任何一个方向实行经贸活动的“关门主义”，最终损害的都只能是双边的实际经济利益。
应当看到，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今天的经济繁荣，也使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2000年提高为44.5%，2002年再提高至50.2%，2003年更高达60.3%。其中进口总额的比重至2003年已达29.3%。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和日本又互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日本在华投资多年来一直保持首位，仅在前不久方始让位美国居于第二；日本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贸易总额2004年底已经高达22万亿日元(2150亿美元)，占到日本去年外贸总和的20.1%，超过了日本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足见中日经济互为依存的局面。
在这样的格局下，倘真得直接或变相“抵制日货”，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势必从一起始就直接伤害中国自己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了外国公司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日本对华出口的60%最终将销往世界各地，这之中包括相当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正有助于带动中国经济成长、就业稳定、国民收入提高。盲目地“抵制日货”，以情绪化态度对待与日本相关的经济行为，就在非理性的同时有了明显的荒谬性。
我们分析“抵制日货”的利弊得失，除了看重中日经贸关系惠及公众利益的大局，还出于维护市场环境中基本权利与道德规范的理念。须知消费者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个人是否购买和使用日货，完全是个人追求消费者福利的理性决策结果，与对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批评与反感并无联系，也毫不相悖。这一消费者权利天然属于个人，不应以“公众诉求”的方式加以统领和压制。此外，目前的“抵制日货”主张者除了少数情绪过激的民众，还有个别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以自我张扬。后者的行为，难以逃避利益冲突之嫌。商业人士与团体尽可以公民与法人身份表达民族感情，但若在民族感情表达中又夹带赤裸裸的商业利益诉求，则完全违背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本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不应鼓励和宽宥的。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政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的政策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出现今天这种严峻复杂的局面，理应深刻反省的正是日本政府。未来政治关系上仍会有困难和变数。此时，业界人士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贸易不应政治化，政治问题也不能经济化。将经贸问题与国际政治相缠绕是极不明智的。
特别是现在极少数人提出的“抵制日货”，与当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求日本正视其侵略历史的政治及外交主张，完全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若真的混为一谈，则极有可能使当下“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演变为“政冷经凉”，阻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和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极而言之，如果非理性的“抵制日货”招致同样的非理性的回应，中国产品在国外遭到敌意群体的抵制，更是我们不愿看到和难以接受的结果。
充分理解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私人决策与公共情绪，个人、群体诉求表达与本国法律规范的分野，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更是成熟社会的基本公民素质。如何在对日或其他同类问题上，能够真正做到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身诉求，正在考验我们的国民风范和公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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