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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低成本的资金为许多企业的盲目扩张提供了条件，“中国普马”就跻身其中
□胡舒立/文
相较于近年来发生的其他“帝国崩塌”事件，“中国普马”之乱本来不算最令人震惊、最错综复杂的案例。及至3月底，“普马重组失败”的消息公布，仍未显示出较之健力宝张
海被拘那样的轰动性。但我们认为，惟其涉面广阔而又线条相对简单，更可从中悟出市场经济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参见2005年第7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中国普马”遗产》)。
可以反思之处很多。不过对多数人来说，当前最值得思索的还是“资金的可得性”。复读“中国普马”的盛衰故事，人们不得不问：在过去的若干年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使这样一家在竞争激烈的连锁百货零售领域不具备足够资金和管理实力的企业，如此激进也相当顺利地疯狂扩张？市场经济并不禁止企业的高速发展，但任何市场行为都应当有其约束，对于“中国普马”的市场约束力到哪里去了？
几乎在第一瞬间，便可看到资金约束的严重缺失。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关键，就在于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看住自身资产的投资收益。这种约束确定了市场中经济行为的边界，正是市场理性的体现。不幸的是，在“中国普马”式的经济活动中，人们看不到这种约束。就在大量优质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的同时，缺乏足够赢利能力的普马们，却可以在全国许多地区同时拿到“容易钱”。今天，银行体系仍然在中国经济融资渠道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其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则与这种地位毫不相称。细究“中国普马”之乱的各个阶段，或可从每笔大宗银行贷款中挖掘出程度不同的寻租情节；但概而言之，则这个故事已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缺乏风险定价能力、难以分辨好坏企业的可悲现状。
自今年1月初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出现支行长失踪、巨款不翼而飞的恶性事件之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和治理结构受到多方关注，也引致一些过去已经发生但不为人知的银行犯罪事件集中曝光。重大罪案极易引起人们的愤怒、担忧和谴责。然而，我们同样需要高度关注那些似乎已司空见惯的制度性残疾。罪案，特别是恶性罪案的发生，总是相对独立的事件。而类似于“中国普马”这样的“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可能同时波及19个省区市、34个城市的多家银行，涉及上千家供货商，仅一起事件发生即提出全方位警示，要求我们直面并努力扭转整个银行体系风险定价能力缺失的局面。
当前从“中国普马”事件分析资金可得性过高的危险，还应当承认，银行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并不是惟一决定因素。从本质上看，除了偿还风险，资金的可得性还取决于其成本。毫无疑问，中国近年来低成本的资金为许多企业的盲目扩张提供了条件，“中国普马”就跻身其中。
资金低成本表现为低利率。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低利率。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并为扩张积累了内在的动力后，由于预期回报率远远高于利息成本，投资的冲动就不可遏止。这一轮宏观调控动用各种行政手段，劳师动众，甚至关闭已经动工的投资项目，尚未收应有之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未能及早加息，减少预期收益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额。由于利息过低而流动性太多，则不管好项目还是坏项目，都一拥而上。在这个过程中，缺乏风险定价能力和内控机制的商业银行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推动者。
直到现在，近两年经济是否有过热仍有争议，当前是否经济仍存泡沫尚无共识。主张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投资冲动，成了许多人不爱听、有识者不敢讲的敏感话题。其实，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界定“过热”或“泡沫”可能是理论难题，但类似“中国普马”这样的事件出现，足见过热经济环境中资金可得性过高的灾难性后果。当前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相当显著，1月-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估计可超过1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5%，在去年的高基数之上属较高水平，而环比数据更显示增长率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所以，我们如果承认“中国普马”现象不可能是偶然，则无论如何应当正视宏观经济的现状，及时通过利率工具进行调控，首先从宏观环境上降低资金易得性。
改进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改变资金低成本的不正常局面，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理。“中国普马”之乱教训多多，如果能从中领悟这些基本道理，我们至少不至于再见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泡沫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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