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改革:在姑息与手术之间(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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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20日 10:31 和讯网-《财经》杂志 | |||||||||
如果董事会不是“橡皮图章” “改革有一个过程”,确也是事实。建行董事会成立半年,但现在仍然没有董事会办公室,或许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郭树清在出任董事长后的首次讲话中就提出,“我建议近期要研究成立专门的董事会
建行董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包括董事长,以及6名股权董事专门派往建行担任专职董事。董事会又下设五个委员会,分别为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专职董事主要通过五个专职委员会发挥作用,并了解日常经营情况,向汇金公司的建行工作部进行汇报,其工资也在汇金公司领取。 据《财经》了解,半年来,建行专职董事发挥作用相当有限,有些委员会除了选举主席,再没有召开过会议。专职董事们虽在建行上班,但对银行的大量信息无法获取,有些重要会议也无法参加。例如就在张恩照去职前夜,建行在广州召开了有关全国年度预算财务的计财会议,即有意未让专职董事参加。 “建行内部出了这么多事情,董事们提出要对一些高管、一些分行领导进行责任追究,但建行的党委会也置之不理。”谢平告诉《财经》。在建行内部,还存在担心专职董事的行为干预企业正常运营的顾虑。汪建熙就承认,“董事究竟应怎么做也没有一个标准,也在摸索,可能有些作法干预到正常经营了,也需要调整”,当然,这是“新老体制交替中出现的问题。” 郭树清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专职董事如何与经营层相互适应”要有个过程。他说:“董事和董事会的职责是明确的,可以对经营层进行监督,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在董事会上提出议案,甚至可以罢免和辞退管理人员,但不能干预日常经营。我们正在探讨,专职董事要不要列席行长办公会,我有些担心,董事列席会对行长形成压力。尽管他们不能发言,但其表情、肢体语言,会不会造成对正常经营的干预?我们没有经验,只有慢慢摸索。” 郭树清在建行董事会的发言中,体现了他对如何发挥董事会作用的一系列想法,内容主要为五点,包括理顺公司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要切实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建立使董事、监事可以及时充分了解经营运作情况的信息渠道;明确董事会与各相关业务部门的关系;研究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参见《董事会的角色》)。 这些想法,当然都是有的放矢的。 “中管干部”多寡 在建设银行,郭树清将人事部门划归行长办公会,又反复强调行长对于高管的提名权。 此举是否与传统意义上“党管干部”的原则相矛盾?根据建行章程,行长具有副行长提名权;而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任免权事实上仍在中央,副行长以上的高管属“厅局级”的“中管干部”——两项原则如何协调一致? 学者出身的郭树清显然对这一问题已深思熟虑。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和市场化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机制相结合,这个问题以后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其实,党委在企业经营中是参与决策,本来就不应越俎代庖。 “这是按《党章》办事。”郭树清解释说,《党章》规定企业中的党组织是政治核心,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方针政策,而且强调企业党委要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其次是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在重大问题上把关定向。对经营活动和重要人事决策应当是参与,但不是说党来代替决策,干预正常的经营管理。党的活动一定要在法的范围内。党不可能凌驾于《公司法》之上。 “《党章》和《公司法》并没有矛盾,有矛盾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是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党章要求来办。建行章程正在继续修改,但思路就是这样;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他说。“这是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的。” 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据《财经》了解,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各种利益驱使下被扭曲的情形绝不在少数。多年研究金融改革的谢平就指出,党委书记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控制着人事任免权。行长、副行长、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分行行长主要目的都是升迁,而这80%取决于党委是否推荐,因此党委的力量就显得特别具有决定性。想当副行长的“中管干部”,也是由总行党委先推荐。 “如果主要目标是当‘中管干部’,这就有可能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偏离了。”谢平说。 目前在建行,董事长之外的高管人员共有八名,包括行长一名、副行长四名、行长助理两名,以及总稽审一名,均系“中管干部”。尔后,九名“中管干部”和监事长组成党委会,董事长和行长、监事长分别任党委正副书记;党委成员中的董事长、行长及两名排名最靠前的副行长,又在总数13人的建行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参见附表:建设银行法人治理图解)。 专家们提出,在这种结构中,高管人员是对董事会负责还是对组织部门负责?潜规则如何写就?如果潜规则比显规则更硬化,则董事会的权力必然弱化。 当前学术界有些人主张,国有金融机构的“中管干部”制仍可保留,但人数应当减少,例如谢平就提出,“中央就管董事长,顶多在过渡时期派行长,其他职务全部通过市场招聘。像建行这种情况,国家派董事长和行长就足够了。” 同样是经济学家出身,郭树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看法略有不同。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他未直言应减少“中管干部”,并认为目前“中管干部”主要是一种资格,不会改变行长提名、董事会通过的程序。而程序既然存在,就要行使职权,“不是走走形式”。 不过他也承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后,假如占到一定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提出要派一个副行长或其他高管,则不可能用“中管干部”的资格去限制了。 “行长一下子从市场招聘未必合适。常振明绝对是市场人才,虽然是组织部门挑选的。将来首席风险官、财务官有可能直接从市场上找,副行长也不是不可以。”他还说。 “情况会改变,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第八条的原则不会改变。这一条已经提出,要把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拨人才机制结合起来,不是说要不要结合,是必须结合!”郭树清的看法柔中有刚。 其实不独“中管干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即使在非“中管”系列,也一直存在行政级别,并给以相应的待遇配套。去年10月,中国银行在股改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取消行政级别,建行也作了类似改革,但是,人们的头脑里“行政级别”还没有完全消除。 建行仍然期望年内上市 几乎在闻知张恩照出事的瞬间,业界观察家便联想到建行的上市计划是否能够如期执行。 建行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试点行之一。自2004年年初接受225亿美元注资之后,这家总资产达3.7万亿元的银行拟议中的上市地被确定为海外资本市场,最初的说法是同时登陆香港和美国股市,而且最早有时间表将之确定为“争取2004年年内”。 去年9月,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后,上市节奏加快,目标中的时间和地点据称也做了务实的调整。对外当然是缄口不言,不过市场分析多认为,建行很可能放弃门槛较高的美国市场,改为在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其时间确定在今年年内。 在此背景下,3月16日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去职的冲击愈发强烈。建行是不是该继续选择上市?能不能上市?什么时候上市?这些问题颇为市场瞩目。 对这些问题,郭树清没有回避。他觉得,一个像建行这样的全国性大银行,如果不改革、不走出去的话,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上市正是转变经营机制、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惟一途径。“争取上市,确实可以加快改革步伐,引进竞争和监督机制,引进国外管理经验和人才,可以自加压力。” 他坦承,建行的上市工作还在按原来的设想进行,如果进展顺利,则年内仍有把握。当然,建行仍对市场可能的变化有心理准备。“我们也不是那么死心眼,非得一条道跑到黑。”他说。“从外界对建行的信心来看,目前总的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当然也有一些机构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疑虑,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谈到上市的迫切性,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高层都有较多接触的汪建熙透露,两行的思路其实不完全一样。“中行一直没有那么急,不过建行很迫切。”汪建熙认为这是各人见仁见智,就改革而言,应视各自内部情况而定。 “有的认为上市可推动改革,否则内部抵触比较大。应该承认,各有各的计划安排,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除非是有意地不去改革。”汪建熙还认为,在张恩照任职期间,建行内部改革动作相对慢,而上市则至为迫切,这确是个事实。 建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前期谈判。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建行在引资谈判中曾面临大量挑战。外电多分析,入股这样的银行出资过高而所获股份过低,最终很难对决策发生影响。外资提问最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建行到底是一个董事会还是两个“董事会”?建行一方则明确回答:当然是一个董事会,党委绝不会代替董事会。而要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仍然需要改革的推动。 郭树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建行过去的谈判对象有六家,目前增加到九家,国际投资者兴趣很高。而建行选择投资者当然要反复比较权衡,出价不是首要因素,“主要是能不能搞业务合作、技术转让、帮助我们转变机制,这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目的。” 按照目前有关规定,外资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最高持股比例可达25%。但国内现有外资入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仅汇丰银行之于交通银行、渣打银行之于渤海银行、荷兰ING银行之于北京银行,占比达到19.9%。 郭树清表示,建行不会在国家规定的25%之外另设限制,甚至说给一家外资20%股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正在几种方案中挑选,利弊得失各有不同。” 据《财经》了解,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现由建行改制领导小组主导,建行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小组成员,包括董事、监事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意见。目前正在与建行进行谈判的外资金融机构都是第一流的企业,主要来自欧洲、北美,也有亚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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