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中国经济科学发展战略规划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高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齐鹰飞；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Charles Oswald讲席教授蔡宗武；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李达三健康经济首席教授陈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方颖；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经济系教授侯维忠；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倪晓光；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Chalk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田国强；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王红；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王维国；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建波；美国克拉克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俊富，出席论坛圆桌讨论环节。

　　以下为圆桌讨论实录：

　　齐鹰飞：

　　今天论坛最后一个环节圆桌论坛环节现在开始。首先请各位参加圆桌研讨的嘉宾入座，他们分别是蔡宗武教授、陈茁教授、方颖教授、侯维忠教授、倪晓光教授、田国强教授、王红教授、王维国教授、张建波教授、张俊富教授、徐滇庆教授。

　　今天圆桌研讨的主题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经济，一个是中国经济科学。两个关键词很显然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也肯定很期望今天来参加我们圆桌研讨的12位大教授们能给我们一些真知灼见。每位参加研讨教授发言时间5分钟，我们会在4分半的时候有一个提醒，所以请大家严格把控时间，首先有请蔡宗武教授。

　　蔡宗武：

　　很抱歉，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讲。但是，刚才齐院长提到今天主题很长，最后的主题是我加上去，我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的委托，管理学部现在在制定经济科学，就是作为一个科学今后发展的战略规划。所以，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计量经济、金融等等各个学科，就是经济学科如何发展规划。管理学部制定重大科技课题，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所以我希望各个专家们能够畅谈，我只占用1分钟的时间。

　　齐鹰飞：

　　感谢蔡教授，下面有请陈茁教授发表观点。

　　陈卓：

　　谢谢齐院长。齐院长提到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经济学。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前段时间有一个健康2030年战略发展纲要，里面提到到2020年的时候，大健康产业要达到8万亿水平，到2030年的时候要把它翻一番，变成16万亿。所以，健康经济在健康所产生的经济产值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美国大概占到17%-18%。也有人会说医疗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太高是不是太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对健康的花费也越来越高。斯坦福有两位经济学教授做了测算，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在健康上面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花费也会越来越多。等到2050年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30%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是在花在跟健康有关的方面。所以，健康产业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相关的健康经济学也有可能会是一个更有用武之地。我说这个有一点私心，因为本身我是做健康经济学的。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做卫生经济的，有一些卫生经济学家，但是据我了解，包括宁波诺丁汉在招卫生经济学家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困难，就是招不到，包括我自己，本来我自己是要求我百分之百的到宁波诺丁汉，后来我只给了20%的时间，所以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是有一个缺口，就是健康经济学或者卫生经济学。所以我想大家或许以后可以多关注一下卫生经济学，也欢迎关注宁波诺丁汉，这就是我所讲的。

　　齐鹰飞：

　　感谢陈茁教授，他讲到健康经济学灿烂的前途，如果同学感兴趣将来可以考虑这样一个研究方向。接下来分享的是方颖教授。

　　方颖：

　　谢谢齐院长，我也尽量讲的少一些，因为我也经常来东财，在座几位嘉宾来的不如我频繁，应该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我也是顺着蔡老师他引起的这个课题，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现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好在做十四五规划，按照他们的设想，以后总体倾向是要加强所谓顶层设计，包括一些比较重大的项目，包括人才项目，都要加强顶层设计处理，以后这些立项题目都要从规划中来，常规的一些项目自由申请自由选题。做规划当然学术发展需不需要规划是另外一回事情，这可以讨论，但是他们所讲的规划，因为你拿人家的钱，人家要做一点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是否完全合理还是可以做讨论。

　　所谓做规划无非就是看未来五年，甚至未来十年，甚至未来十五年，到底哪些题目最值得去研究，不管从理论前沿上来讲，理论发展上来讲，还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需要来讲。我觉得做规划去判断哪些题目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体现学术判断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术评价的体系，到底你认为哪些是最重要的。管理科学部为了做这个规划立了五个课题组，我参加了两个课题组，我也参加了之前搞的一些会议，会议上我听起来不是特别过瘾，因为大部分是管理科学家，经济学家比较少，因为在管理科学部里。我希望我后面的这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更多是有海外的背景，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您怎么判断我们未来哪些经济学的题目是真正值得研究的，这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齐鹰飞：

　　谢谢方颖教授。

　　侯维忠：

　　我坐在方老师后面很可怕，好像把一个大题目丢到我身上来似的，但是我跟前面几位讲的也是呼应一下，我个人是做劳动经济学出身的，几年来我很关心人口老化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我们估算中国到205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13亿，这是什么概念？1/3个美国，我们在健康经济学上知道，一个人的医疗费用主要是在最后几年。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国家对于新常态不能接受的原因，因为我们如果经济不加速一点，我们可能承受不起老龄的压力。至于刚才方老师我们研究应该朝什么方向，哪些是比较重要的，我不敢讲这些，我对这个认识不够。但是我想提到的是，中国我们今天已经讲过几次体量太大，所以很多别的国家能够做的用的方法，中国未必能用。我们上午也讨论到比如说德国，比如说北欧他们人口老化，他们放宽移民，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其他社会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不谈。

　　但是如果中国要靠这个解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几乎把全世界可流动人口全吸进来了，我们真的是全吸光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老龄问题出口。我再用一个比较惊喜的题目讲，中国男女失衡，要进口新娘，台湾、南韩、香港也有这个问题，他们也有进口新娘，但是他们数量少，要进口新娘必须生活水平比你低的，文化要类似，又离你国家不要太远的，那我们首选是不是越南，那我们把越南女孩子都娶来了还不够，因为中国太大，这就是我提醒大家很多时候思维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拿西方现有的模型，因为中国不一样很的时候想的要新创。我最近比较关心“一带一路”，包括后天我发表的文章，“一带一路”是非常伟大的构想，我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只要成功一半以上，它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工业革命，我们把那么多的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光是把他们带出来，这样的贡献就是不得了我跟陈永军教授也辩论了很多次，他是比我乐观，我是认为如果我们要突破新常态，“一带一路”可能是远水救不了我们的近火。所以我是觉得“一带一路”还是要维持，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另外一些方法。

　　我去年一篇文章，跟中央财经大学一位老师写的，来看“一带一路”哪些国家跟我们到了相似的程度，发现东亚有，东欧有，中亚完全没有。所以，这让民营企业大幅进军投资，对他们来讲是不合适的。我这次在这边发表的文章也是看OFDI，现在得到的结果我们出去还是以资源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得做到了市场导向，对咱们国内自己的经济才会有比较快速的作用。还是宋老师今天前面讲的，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成功了，到达了供过于求，我跟中铁的一些人谈，他们说如果他们中铁光靠国内的，他们大概只需要50%的人。所以我们的“一带一路”也是因为我们供过于求这一方面的。所以，这方面还是那句话，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但是可能远水救不了近火。

　　齐鹰飞：

　　谢谢侯教授，刚才方教授其实是向我们在座各位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做经济学的人如何在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里面争取更多的资源，侯教授马上给了回应，哪些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更大问题，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下面有请倪晓光教授发表观点。

　　倪晓光：

　　我没有侯教授那么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我就讲比较抽象一点的想法。我想讲几个问题，我觉得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也跟其他的自然科学不同，跟其他自然科学不同的主要特点就是经济学在很多很多经济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可控性实验，不像生物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太同的地方是很多社会科学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就是有不同的领域，基本上是说有不同的构造，这个东西是平行的，但是经济学基本上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所以把经济学如果学通了的话，不管你是做劳动经济学也好，你是做产业结构也好，还是做卫生经济学也好，有很多人什么领域都可以做。所以做经济学有这么一个特点，正因为这个特点，我觉得经济学对于不管是研究西方的问题，还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因为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我觉得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研究的方法也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我最近几年的研究都是在研究美国的养老金问题，教师的退休金问题，这个问题你说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吗？应该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因为美国很多州已经快破产了，就是因为教师养老金的问题，为什么去研究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不好，你可以看出它的不好，从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它的不，而且你知道看出它怎么不好，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好，怎么去改，这就回到我头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这种问题的话没有办法，不可能把这个制度改一下，我们做30年的实验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制度好不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办法，模型还能用来做外对，我们想象的这么一种实验。研究经济学的话，这个领域不重要，宏观、微观这些区别应该是不大的。

　　还有一个从问题角度来讲，什么样的问题重要呢？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可能重要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说像这种教师养老金的问题，这在美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大有可为的，只要你比较细心。第一要学懂基本的经济学的方法，第二要多观察，要多问，这样一定能发现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

　　齐鹰飞：

　　谢谢倪教授。倪教授其实是说我们如何从现实经济具体问题里面去寻找一般经济学的规律，这也是我们每位学者都在追求的事情，所以感谢倪教授的分享。下面有请田国强教授发表观点。

　　田国强：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的信息量应该是比较大，对这个题目和刚才方颖提到的背景我比较了解。首先这个课题，我是他们的执行委员，上个星期刚刚投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这个题目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科的发展，我参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90周年下午的一个专题谈这个问题，我正好发言了，当时专题题目就是中国经济支持体系和学科建设，也就是经济学怎么用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科怎么发展，今天非常简要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刚才宋院长也谈到对于70年代的批判，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区。基准理论现实当中不存在，但是它是任何一个学科必须要有的，避暑说物理学，它是解决方向性问题的，它是解决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光有基础理论当然远远不够，因为是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同时要发展相对现实的理论，实质上现代经济学是远远远远的超越了发展的新古典，所以我们并不是要经济学转型，而是要发展经济学。所以基础理论这里面包括新古典，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指明方向的，因为那是基准定，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的好，如果失去方向你往哪个方向努力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这就是基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是什么呢？几乎中国所有高校只学到新古典，绝大部分是基准理论，现代理论比如说市场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劳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大量考虑是现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由一个取消一个，而说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在很多地方都在谈它们的相辅相成，一个解决如何做什么，一个解决怎么做，比如说我今天上午谈完全是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强调就是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这就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比较分析。

　　第二点，这个里面又有很大误区，从学界到政府部门评价体系，由于现在学科，经济学科本身有基准理论方法，首先我非常同意李晓光销售的发言，经济学有很大的一脉性，当然我们经济学充分考虑的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这是经济学最基本原理，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各种约束条件，甚至经济社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评价体系就应该是两个，一个国家急需，这是大多数非常赞同的，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所以现在整个学科评价体系，包括第四轮评价体系，都是主要谈到有没有用，对经济学科本身对世界闻名的贡献，对这个学科的贡献，谈的是太少。我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几乎就像我们这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做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大国竞争当中抢占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非常重大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世界一流也是应该中国必须要这么做的，基础的研究，任正非是最伟大的企业家，他的一个华为公司，引进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200多个化学家，几万个做基础研究的，他难道没用吗？美国一个国家都现在想把华为打死，没有打死，可以看出来基础的研究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两种方面，国家急需，世界一流都应该同等的重要。所以，两种评价体系应该是分开，如果着重应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在学科，一样可以评。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学或者主要最终经济学发展的话也可以，这是我的建议，谢谢。

　　齐鹰飞：

　　感谢田教授激情澎湃的观点发表。刚才前面几位教授为您节约出来5分钟时间，如果您还有要讲还可以再有5分钟的时间。到现在圆桌论坛的研讨气氛终于起来了，下面有请王红教授发表观点。

　　王红：

　　大家好，我是王红，我是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老师，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也是应用经济学家，我们是经济理论的消费者，接着学科问题，我也讲讲利用经济理论做应用的研究，对国家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实际上，整个农业这个行业在中国的GDP的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是那么大，每年一号文件讲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仅仅是对GDP的贡献，实际上我们讲发展，效率原则，把馅饼做大，我们还讲到公平原则，这几年中国在农业经济方面的应用往往是说如何解决公平的问题和农民农村的发展，改革开放好几十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消费农业，就是农民为中国之前起飞做了很多贡献，压低的价格，损失的这些福利，现在是补偿阶段。

　　第二，农业对整个国计民生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GDP，不仅仅是挣钱的手段，因为在消费行业，链条非常长，我们每天的生活依赖特别大。所以一直强调食品、粮食安全。第二农民和农村，农业的生产，提供的产量是生产这一块，我们从农业人口70%降到现在不到50%，还有50%继续怎么降，随着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减缓，城市吸收农村多余劳动量能力在萎缩，剩下这些农民怎么样，他们就是潜在的实验。

　　第三农村的问题，农村和城市从基础设施来讲，从生活程度来讲，从文化等等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和谐怎么做成。所以它的影响特别大，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比较多了，很多时候钱往农业、农村、农民倒贴，所以我们也是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消费者，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言这些政策是讲什么呢？这个钱怎么花的有效。我最近观察，就是中国三农问题和国家对农业的期望，我观察到很多矛盾，一方面中国是消费大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业食品方面的消费，我们一直想说粮食安全，饭碗还要端在中国自己人的手里面。本来我们粮食安全是说自己的生产，以及进口是加在一起提供我们的需要，这就是可以安全的。粮食生产本来是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对于比较优势理论来讲，中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可是我们进口，目前粮食主要进口来源国是美国，贸易战正好又在整个画面里面起到挑战作用。因为贸易战，为什么要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是怕帝国主义砍我们脖子，最近这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一直想把粮食卖到我们手里，现在我们拒绝接受来源国的买卖，拿这个当成一张牌，我们有没有能力拿进口当成一张牌，又保证我们粮食安全，所以这是很大矛盾。

　　第二，由于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近政府用了很多钱帮助农民，帮助农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其中一方面吸收农民就业，农村空洞化，年轻农民都吸收到城市里去了，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是回报寻求性的，哪里回报多，高质量资源就往哪里流动，只剩下低质量资源留在农村，如果上游不理顺的话，将来怎样的人才，农村培养出来人才还是留不住，现在在农村很多观点，大家都投资教育，本来说对农村教育力度不够，农村中小学很困难，投资，现在再投资，学习好的孩子就是考上大学去了城市，不会回到农村的。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民建设，和谐农民，青山绿水，国家花了很多钱，鼓励城市周边的观光农业。这些东西看到了很多钱在那里面，周边很多郊区都在做观光农业、采摘、过周末、度假这些，这和生产又是矛盾，它占了地，虽然也说也在18亿亩红线里面，它还是农业，采摘观光对于产出非常低，是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和产出和粮食安全那一块，又把这个地拿来生产比较高质量，比较少数量的东西。所以这些矛盾我一直在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市场导向了话，提高回报，而是政府导向的话，政府把这些钱投进去，就看到特别寻租行为，前一段在支持合作化，很多合作社是假的，现在又在支持规模化，很多大的规模又没有回报，花了很多钱建了大棚没有回报。现在中国农业这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看这个红利是从哪里来，人口不是红利，本来就是多余的劳动力，资源没有红利可言，土地资源已经利用到没有办法再利用。唯一就是政策红利，科技红利，科技红利我们又有约束条件，现在世界农业发达条件在生物技术，我们在使用生物技术非常缩手缩脚，讲到转基因这么多不敢做的事情。还有没有政策红利，现在我看到很大问题就是土地政策问题，我们自己历史原因，我们的土地绝对不可以私有化，但是土地流动是一直在鼓励，而且力度一直在加大，这是很好的方向，就是鼓励土地流动，所以提高规模，提高效率，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我最近观察的事情，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帮助生物技术发展，帮助机械化，我们看使用率，回报是不是最高有效。经济学理论讲，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让市场竞争，这样的话才保证效率能够最大提高。所以我现在看到农业这方面政策非常扶持，可是是不是应该在市场经济这方面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这和上午田老师讲的方向是非常一致的，是通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使得他们的效率提高，使得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扶持和投资、扶贫等等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所以，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不是学习农业经济的，整个学习经济的话，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可以和农业有关的这方面应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齐鹰飞：

　　谢谢王红教授。感谢王红教授让我们了解在农业领域，在三农领域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向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向农业领域政策制定提出挑战，谢谢，下面有请王维国教授发表观点。

　　王维国：

　　我先补充一下主持人和蔡会长刚才开的头，实际上很重要一点是，为什么我们这几个人参与这一节的圆桌论坛，因为他们都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还有讲过的在这儿呢？田国强老师是我们东财特聘兼职老师，所以他还有东财的因素。蔡老师是三合一的，一个是我们东财的特聘兼职，一个是会长，还有今天他也没发言，所以他是三合一的。让我坐在这儿我估计可能就让我说这一句话，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这个题目我说一下，谈几个观点。

　　第一，首先我感觉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的整体水平应该说有很大的很快的发展，发展水平也是达到一定程度。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归功于像田国强教授，徐滇庆教授、蔡宗武教授等等，以及在座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大力的推进，使得中国经济学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在研究的范式，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问题广度，还有包括理论的包容也好或者丰富也好，都是非常显著的。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的功劳，这是我在这块要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谈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的话要解决几个词，第一有没有经济科学。一般科学我感觉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说，我认为是非常没有异议的。如果要说是经济科学的话，存不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来做研究，或者说我们要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平一个结果。但是我感觉到作为经济学来说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经济学既然是社会科学，它和社会所有制性质各个方面绝对是有关系的，刚才肯定了经济学的发展，各个方面成绩的话，我认为不论我们做教育的也好，做研究的也好，现在都没有达到谁能够很好的提出一种理论，能够很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能否用你所提出的理论能够解决现在我们出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不管西方经济学理论，获诺奖没获诺奖，雄心勃勃还是怎样的，你怎么相信的，我认为都不能够解释。

　　在这里面我感觉到如果要真正去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就像田国强教授刚才所说的，有一部分是可以来研究。比如说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可以先固定某些因素，在这些因素情况下研究比如说劳动力、资本，怎么结合，但是这里面劳动力、资本这两者，生产要素的结合和你的体制，就包括整个价值观绝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要说中国经济科学的建立，首先我想核心的话，经济科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这样的向往矛盾中，我们怎么解决。在这里面我们站在哪个位置，我感觉出发点还是人民这块。

　　这样的话，按照这样的理解，把我们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比如说现在比较新供给结论，新结构理论，我认为这些都是在西方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的一些情况进行的，我认为也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还不能够成为很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先立项，怎么立项，我想大家共同参与，我就说这些。

　　齐鹰飞：

　　谢谢王教授。

　　田国强：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然科学基金非常重视，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正在申请自科一个亿的基金，当然可能不见得是人民大学，可能到时候是好多大学，今天都是搞经济学的，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就是想提出一套中国改革为什么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课题，正在向自科委申报，已经论证三次了，我参加了两次，这是一个信息。

　　第二，经济学，当时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讲的是经济学科，我说这个题目简不简单，不能光只叫经济学科，应该是经济学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基金解决的就是科学的问题，如果只是社会科学的问题，应该是社科基金来解决的。所以，现在要打的学科认可经济是作为科学，也算是社会科学或者经济科学，我知道这样一个信息，提供给大家，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

　　齐鹰飞：

　　谢谢田教授。接下来有请徐滇庆教授发表观点，徐教授今天中午刚刚赶到，在座有很多老师都是直接在加拿大受到过徐老师帮助，包括我在内，下面有请徐教授发表观点。

　　徐滇庆：

　　谢谢。今天特别荣幸来到东财，还坐在王校长旁边。我记得就在这个舞台上，6年前东北财经大学授予我一个奖牌“东财之友”，据说只有两个教授获得这个荣誉，我跟东财的合作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我学校里前后接受东财学生大概有300多个，老师有十几个，刚才大家可以看到一群教授都走上来跟我问候，所以我对东财非常有感情，最后我向东财图书馆捐赠550本英文最作。今天故地重游感到非常高兴。

　　刚才我听到好几个报告，都是讲中国美国贸易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不必太当真，因为特朗普说话没谱，他实际上完全应该知道这些数据，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下讲的数据，他是信口开河，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向中国出口1300亿，所以有3700亿的顺差。实际上这个数字早在2011年美国参议院众院通过决议说中国操纵汇率，要惩罚制裁中国，中国临危授命，叫王岐山领先和希拉里谈判，王岐山找到北京大学由我带队组织一个小组工作了3年，在和美国的王植教授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做完之后又和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复交流，把我们数据模型都给他们，最后我们从价值链观点把它分解了资金流和物流，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资金流和物流的区别，现在大家知道数据都是海关统计数据，海关讲的是物流，好比说一货从上海港出去，毫无疑问海关计算这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但是如果这条船上装的是玩具、服装、鞋帽那肯定是中国的，如果装的是苹果手机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大了，苹果手机中只有9%的利润是中国的，其余都不是我们的。所以把美国人口袋里面的钱计到中国人账上，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时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也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分不清楚，这个数分不开。所以中国人领先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合作，把数据库建立起来，分解这个问题，分解完之后，我们论证在中国美国贸易顺差中44%是美国人的账，而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交给美国人，这里面的故事很多，最后美国人反复研究他接受了。所以，最后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发表声明中国没有操纵汇率，所以我们打赢了上面一账，避免了一场贸易战。特朗普一上台，北京立刻打电话给我，说徐教授我们是不是又要准备一下，我说这个我的理解是，特朗普是个商人，他没有当总统之前，美国的决策机构绝对不会跟他讲这些事，当了总统一定跟他讲，所以特朗普应该知道这个事，特朗普说要给5000亿中国出口商品通通加关税，有本事给苹果手机加呀，苹果手机是美国企业，加了关税苹果企业一定造反，等于扼杀了苹果企业。所以把这个去掉之后，中国美国贸易顺差真正属于中国也只不过2000亿左右，我们确实是占了便宜，是有顺差，但是绝对不是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多

　　下面我们也完全有办法来缩小这个顺差表现出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找出一条路来，现在核心问题是，我们中国在中国美国贸易这次纠纷中我们是占便宜的还是吃亏的，大家说我们是占便宜还是吃亏呢？中国是占便宜的一方，任何做买卖都是吃亏那边叫，占便宜这边是偷着乐，所以我们应该维持这个局面，接着给中国人谋求更多的利益，这才是对的。2000亿美元的顺差意味着什么呢？算一万美元和咱们中国一个劳动力，那就2000万就业，如果真的把这个砸掉了，我们2000万就业怎么解决，而且我们现在增长速度比美国快，眼看老二要追到老大，这个形势对我们有利，所以大家不用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扭转这个局面，我们闷头干，谋求中国人最大利益，而且要理解到现在美国中国贸易战这种提法也不一定很科学，它本质问题就是老大整老二，在国际关系中老大不整老二天理不容。等我们成了老大你放心一样整老二。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这点出发下来来提出应对方案，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中国对海外的形势，特别是方星海最近讲了我们还要大幅度开放金融领域，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我是很乐观的，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

　　齐鹰飞：

　　感谢徐教授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张建波教授发表观点。

　　张建波：

　　谢谢齐教授。我昨天看到我的名字在这儿，前面讲的都是会长们站的高看的远讲的好，我既不会也不长，我就讲一点经济学。为什么没有中国物理、中国化学、中国数学，偏偏有个中国经济学？我觉得好像中国的氢原子和美国的氢原子没啥区别，都是自然科学才技具有普遍性，有没有中国人这个概念呢？从细胞或者原子的层次，中国人外国人肯定没区别，有一些普世性。但是操作系统可能不一样，软件方面我们跟外国人还是有些不一样，毕竟我们的文化玩了五千年，进化出来的，老美造的东西，一辆车就开十年，二十年就完了，老祖宗造一个封建文化两千年都玩不完，所以我们还是有特殊性的。经济学更像人心和物质的相互作用，物质有普世性，但是人心有个性，不管我们强调哪一点，抛弃了共性专讲个性那是一种扯蛋。另外一方面，抛弃个性只强调共性也是一种扯蛋，我就讲这些。

　　齐鹰飞：

　　谢谢张建波教授非常幽默风趣的观点发表。最后有请张俊富教授发表观点，他是最后一位发表，因为张教授代表着CS的未来，他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侯任会长。

　　张俊富：

　　我讲一讲中国经济政策，因为马俊老师演讲给我们画了一个图，说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越来越慢，下一步增长潜力，增长点在哪儿，我们都在讨论人口红利没了，有些经济学家觉得还是有改革红利，我本人是相信还有改革红利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变很多做法，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其实还可以创造很多增长点。我之所以有这个信心是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背景就是90年代初以后，有好几轮土地开发区热，每个城市都想增长，每个城市都搞开发区，每个城市都把很多农地变成城市用地。所以农田损失厉害，所以中央在90年代末出台一个政策，我们要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控制建设的速度，把这个指标层层下放，下放到省，再下放到市。很多搞区域的经济学我是做城市和区域的，就发现2003年以后城市用地指标一年比一年向西部和中部省份和城市倾斜，我们可以想象东部的这些城市其实是特别发达，效率特别高，但是它们的指标越来越少。所以看到西部有很多城市盖了很多楼，但是成了鬼城，而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特别缺地，但是拿不了指标，盖不了楼和工厂。

　　很多观察者都觉得用地指标用的不对，即便承认必须保18亿亩红线，必须要用指标控制，那指标怎么分配，怎么利用也有更好的办法，很多经济学家觉得这是一个重大效率的损失。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想算一下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07年左右中央出台一个政策，每一个城市弄到块农地，转成城市用地，必须在国土资源部网站上公布，每一个地块信息都在，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小程序，把这些所有地块信息都扒下来，知道07年以后每年每个城市把多少农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们做的工作是估计一个城市水平上的生产函数，把一个单位城市用地指标，给每一个城市，看看能生产多少GDP，我们知道农地的价值是多少，我们就知道你把农地转化成城市用地它的溢价是多少，如果东部溢价特别高，西部溢价特别低，把用地指标给西部这就是效率损失，可以算每年因为把指标更多给西部损失有多大，后来我们做反市值的估计，假如回到2003年的水平，大约把1/3西部指标拿过来给东部这些城市和省份来用，我们发现8年以后对经济增长负向作用就是一个百分点，就是因为把用地指标都给了土地效率不是很高的地区，对每年的GDP增长就是损失了一个百分点。

　　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潜力可挖的，只要把政策稍微转变一下，就会对经济增长是很大促进作用。18年3月份国家开始实行城市没有用尽的用地指标可以跨省转移，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你哪怕把所有指标都给它，上海需要指标，用这个指标创造很多价值，它会去买，所以这个不会影响效率，把这些指标给谁，只要允许流动不太影响效率。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还没有发表。出了一个Paper，现在已经挂在网上，我就想分享这么一个研究成果。

　　齐鹰飞：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分享。各位教授密切配合，时间掌控非常精准，恰好一个小时。时间虽然很紧张，但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干货满满，所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向各位教授的精彩观点发表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