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关拖垮中航油 陈久霖以曾国藩作比解释败因

　　采访/牛文文 程苓峰

　　文/程苓峰

　　2004年的圣诞，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海啸横扫东南亚，凶悍暴虐。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诸国皆死伤众多，举世震惊。同样地处东南亚前缘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却因地理之便得以 远离海啸之灾。一连几天，细雨淅沥、水波不惊。

　　天灾可免，人祸难逃。此前，一场同样举世震惊的金融丑闻刚刚在新加坡爆发，一次关系中、新两地的“跨国大拯救”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国航油(新加坡)因为衍生产品交易亏损5.5亿美金，因严重资不抵债而申请破产重组。来自中国政界、商界、媒体界的多重目光都投注在新加坡这块弹丸之地，他们在求解一些答案远非那么简单的题目：过去几个月，中国航油(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它的命运将会通往何处？而突然沦为商界败将的总裁陈久霖又将面临什么结局？

　　12月28日，一阵细雨把热气蒸腾的狮城沁润得初春般清爽。新加坡河流经市中心的地方，有一块餐馆酒吧聚集之地，晚间，白领一族喜欢到这里聚餐，在河风中谈论说笑。中午1点，在一家湖南菜馆，《中国企业家》记者如约等到了某位深谙“中航油事件”内幕的人士。

　　《中国企业家》曾数次采访陈久霖。前几次，都是他在海外成功收购、雄心万丈指点江山的时候；而眼下，他却已是取保候审、戴罪之身。据该位接受本刊专访的人物说，陈久霖近来已消瘦许多。

　　采访结束，记者最突出的感觉是，陈久霖本人，对中国航油(新加坡)的全盘落败至今的耿耿于怀之情仍大于深刻自责和反思。在各种场合，他都曾一再表示“假如再给我5000万美元(就能翻身)”，——当然，这句话在别人看来已经仅是此案中的一句笑谈。

　　陈久霖、中国航油(新加坡)、中国航油集团乃至国资委在这场震惊国际商界的丑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中国航油(新加坡)本来可以不踏入“地狱”吗？

　　《中国企业家》通过多方调查并查证陈久霖对法院的宣誓书、中国航油年报等资料，看到在陈久霖和中国航油最终的大败局里，有三个关键点，这三个点中只要一个能够过关，中国航油和陈本人的命运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三个关键点，也恰是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最大的三个软肋。

　　第1关 为何没能及时斩仓止损？

　　陈久霖对中国航油未来强烈的企图心、以及多年来他一次次绝处自救的经验，令他忽略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风险

　　回溯到9个月以前。3月28日，陈久霖首次得知公司交易员因期权投机出现580万美元的账面。此时，摆在陈久霖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斩仓，把亏损额限制在当前水平，纸面亏损由此转为实际亏损；二是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账面亏损逐步转为实际亏损，但亏损额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当前水平；三是展期，如果油价下滑到中国航油期权卖出价格，则不至于亏损并因此赚取权力金，反之，则可能产生更大的亏损。

　　三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分别是：如果斩仓或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亏损大白天下，陈久霖将只身面对来自市场、集团、和国内监管方的麻烦；如果展期，可能麻烦更大，也可能全身而退。

　　在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下，陈久霖选择了后者。这是自3月28日亏损580万到10月3日亏损8000万的过程中，陈久霖所一直坚持的决定。而且当亏损越大，支撑他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就越诱人。事后看，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中国航油，正处于亟需市场信心支持的敏感时期。陈久霖苦心筹划的几个大项目正在齐头并进之中，对于中国航油和陈本人，那都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一旦斩仓，损可止，而所有的梦想亦意味着断裂。

　　陈久霖舍不得。

　　事后，他对友人回忆他当时如何分析其间利害关系：“当时报巨额亏损，肯定要影响股价和市场信心，这就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影响到公司正在进行的所有后续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20.6%的股份、与英国富地合资、和淡马锡合作海上加油公司、南京机场项目、与中东国家石油公司在新加坡合作的储油罐项目……这些项目都来之不易，尤其是都可在建成后快速盈利，单收购SPC股份一项就有5000万新加坡元的利润分账。如果报亏，所有这些项目都可能流产，而如果挺过去，这些项目将能如期进行。而且，由于中国航油卖出期权是分散在2005年和2006年，届时，即使产生一定亏损，这些项目的收益反过来也能弥补损失。”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陈久霖当时最为焦虑的一点，他内心对中国航油有更深更大的期望。正是这种企图和期望的强烈、以及多年来他在商界一次次绝处逢生的经验，令他忽略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风险。

　　只身到任狮城掌舵中国航油的7年来，陈久霖第二年就令中国航油实现了盈利，后来终于把一个衰败逾四年的石油运输公司打造成新加坡股市的“龙头大班”，净资产从1997年17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1.5亿美元，增幅达890倍。陈本人被推为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第四任会长，荣膺“亚洲经济新领袖”，在国际市场上颇具人望。

　　由于新加坡子公司为集团贡献着大部分的利润，陈成为中国航油集团头等功臣，新加坡子公司董事长荚长斌在几年前升任集团总经理，陈久霖晋级副总经理。在这几年里，陈久霖在全球四处并购，一心要整合出具备完整石油产业链的中国第四大石油巨头。

　　当一个人处于如此顺势、并享受着成功的亢奋时，他很难相信世上还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也许在陈眼中，580万美元的亏损和每年出现的其他大量困难一样，总会有办法挺过去。在海外七年，他已经习惯了只身去解决种种在国内完全想像不到的风险和问题。陈久霖身边的一位和他共事了5年的职员告诉本刊记者：“比如2001年，一个交易员以200美元/吨卖给广东一船燃料油，油还在途中，油价已经降到120美元/吨。当时，陈总害怕对方不会按约付钱，当时就安排专人在船到岸后立即将油出售。再比如收购SPC，他千方百计与李光耀、吴作栋、何晶等政商要人取得联系，动用了大使馆、中国政府等能托到的所有资源去找人、牵线、说服……类似的困难每年都有，但他总是有很大的信心去克服并也都奇迹般地克服掉了。”

　　不过，航油集团的一位职员向《中国企业家》分析说：“克服困难的信心只是其一，陈久霖自觉在集团内部地位不稳，因此处处小心也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即使在上市公司业绩飞升的几年来，陈久霖也不断感到有来自集团的各种钳制:穿小鞋、说风凉话等，他真担心什么时候忽然一纸调令，就摘掉了他的这顶乌纱帽。正是这种谨慎小心、不愿授人以柄的心态， 促使着陈久霖去隐瞒亏损、试图独自解决问题。”

　　国内很多商界人士在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陈久霖是个私营企业主，他经营的中国航油属于自己，他会怎么选择？毕竟，当时斩仓，580万或者3000万美元的亏损，对于一个年利润400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还不是什么“塌天灾难”；而展期继续大赌，对一个事关自己金钱和命运的企业主来说，则是不能承受之重。

　　但陈久霖是个国企领导人。他一路顺风顺水，步步成功，集各种荣誉和关注目光于一身，同时，“关注的目光”也是实实在在的压力，经营中的小失误也可能演变成导致他下台的理由。而一旦下台，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基业，就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国有企业和其领导人的关联度很脆弱。报亏损，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让他下台；再赌下去，最多也是个下台，干吗不再冒把险？陈久霖的选择，其实可能是一些国企负责人的共同思维。

　　不过令人叹息的是，当时的陈久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困难之大、游戏之玄妙完全超出他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据了解石油衍生产品的专家分析，中国航油以卖空期权的方式进行投机，是一种极其冒险和不聪明的做法。即使中国航油赌赢了，赚的只是卖期权得到的少量权力金，而一旦赌输，赔进去的数额将是巨量的。也就是说，中国航油在玩一场风险和收益极不对等的游戏。

　　而决定展期而不斩仓，就相当于把这个风险不对等的交易，以更大更高的“赔付”代价，继续下去。

　　但直到现在，陈久霖还一直认为展期持仓的决定不失合理性。

　　他在某个场合说：“当时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市场油价会下跌，我们的卖空期权存在不亏损的可能性。一些石油行家也持相同的看法。根据伦敦和纽约两地期货交易所的数据，历史上WTI年均价格低于30美元/桶，战争年代低于34美元/桶；有21家金融和石油机构预测，2005和2006年WTI会低于40美元/桶。而且，即使在战争年代高油价也没有持续过长时间，数天高涨后即大幅下跌。”

　　但是，在中国航油展期持仓的半年中，油价却并没有象历史数据或者专家预测的那样下跌。中东等地区恐怖事件频繁、墨西哥湾飓风、石油需求增加和美国大选，尤其以索罗斯旗下对冲基金为首的西方机构趁机炒作石油期货，使油价节节上升，10月份甚至出现伦敦和纽约两地期货交易所成立以来的最高价位55.65美元/桶。高价位持续时间之长也极为罕见。

　　在陈久霖眼里，这是一次天灾，“几十年不遇的变故被撞上了”。同时，他也承认，近来年，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对手在资本市场上的挤压令中国航油应付起来大感被动和吃力。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与十年前巴林银行的遭遇如出一辙。1995年1月18日，突如其来的日本神户大地震导致东京日经指数大幅下跌，彻底葬送了巴林银行新加坡总经理里森期望借助指数上涨而翻本的努力，成为“压沉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人为的因素则更为神似，里森和陈久霖都不愿意把早期的亏损公诸于众。他们都想再一次运用“聪明才智”平安脱险。

　　所不同的是，里森一直在暗地里独自操作期权交易，巴林银行总部直到破产前夕才知道里森的行为和亏损的数额。而陈久霖在亏损上涨到8000万美元的10月初就正式向中国航油集团汇报，并请求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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