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美元增持欧元 日本出现金融反美动向

　　●尽管在政治、安全问题上，日美政策堪称紧密无间，但在地区经济外交上，日美政策差距难合，隐现着日美关系上的“政经分离”特征

　　●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多边体制面临现实挑战，呈现多极化趋势，日本顿失归属，急于构建全球大竞争根据地，回归亚洲，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其首选目标

　　近来，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开始调整外币资产的比例，减少美元，增持欧元；在亚太战略方面，日本选择了疏远美国、回归亚洲，努力构建“东亚共同体”。这些变化已经显露出，安倍政府正在着力提升日本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它将给未来日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经济格局的走向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日本大量减持美元

　　战后以来，日本始终将“追随美元”和“维护日美军事同盟”作为外交台柱子。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与美元脱钩，日本依旧高储美元，维护美元一边倒政策，成为支撑“美元主导体制”的主力军。尤其是2003年伊战后，小泉不惜重金，搞空前规模的外汇干预，将所得美元资产全额购买美国国债，充当了布什的“半个

财政部长”，保住了美元没有暴跌，借此，确立了“小泉布什蜜月”的货币基础。

　　安倍上台后，日本却一改常态。11月底，日本央行披露所持外币资产的欧元比例升至30%，超过国际均线5个百分点，美元比例则由90%降至65%，卡在国际均线上。日本央行的这一举措引起国际金融市场震惊。国际金融市场称其为日本“脱美元政策”的前兆。

　　问题的本质是日本央行的政策与当前的脱美元势力日趋合流，恐将对美元体制构成现实挑战。今年以来，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已积极筹备“石油出口上的脱美元政策”。5月，普京力推卢布自由兑换，而后，议会扬言要搞石油出口卢布化。而在朝核危机下，俄进一步提出要增储日元，减持美元。近日，作为与美国的对抗措施，伊朗竟然提出要彻底摆脱石油出口美元化。而中东海湾合作委员会，则大搞期货市场、营建金融中心，谋划货币统合。在欧洲，欧盟新成员的欧元储备比例更是远远超过美元。欧元区对中东、北非的辐射，又使欧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时，东亚等其他新兴市场国也积极增储欧元。货币体制上的地域主义与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并行而来。

　　对美国而言，减持美元，意味着卸载美国国债，必将引起美国国债价格大暴跌。目前，随着美国财贸双赤字膨胀，美元信誉日渐低下。而东亚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否流入美国国债市场，关乎美国经济的对外均衡，更关乎美元地位。而眼下，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比例已由2001年的17%，增至2005年的25%，美国国债的价格日益取决于海外持有者的政治取向。显然，日本的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与货币的地域主义，以及由此潜藏的对美元体制的冲击合流，构成了事实上的“金融反美新动向”。

　　美不让日把持主导权

　　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围绕亚洲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展开的一系列举措。以往，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政策上，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曾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松散、不约束”的对话原则；二是坚持美国的主导优势，主动利用APEC维护美国在环太平洋区域中有利的战略态势。但2001年布什上台后，则明显采取了“不积极政策”，漠视APEC走向“形骸化”，随之，对东亚鹊起的地区合作浪潮，也一度保持“战略忽视”。日本则“乘虚而入”，在东亚积极开垦“自留地”，主导不含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导致美国所期待的“跨太平洋自贸圈”面临“诸侯割据”风险。

　　在2006年8月的东亚经济部长会议上，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二阶俊博提出包括东盟、中日韩及澳新印16国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构想，并提出日本将单独出资100亿日元，组建“东亚版经合组织”，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司令部，负责地区经济统计、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合作政策。因“二阶构想”没有包括美国，引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警惕，将其称为“二阶冲击”。11月，APEC河内会议上，美国提出了“涵盖APEC所有成员”的亚太自贸区(FTAAP)构想,这体现了布什APEC政策的回航。日本有分析认为，美国政策的转变起因于日本东亚政策的刺激。由此可见，尽管在政治、安全问题上，日美政策堪称紧密无间，但在地区经济外交上，日美政策差距难合，隐现着日美关系上的“政经分离”特征。

　　“二阶冲击”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美国对日本东亚政策的质变性评估。事实上，2004年底，“10+3”领导人会议确定了“东亚首脑会议”和“东亚共同体”目标后，美国便对“东亚制度一体化”表示质疑。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称其为对“跨太平洋自贸圈的割裂”。之后，美国以其“缺乏民主”为由，“希望整改”。自此，日本对美展开“太极战术”，增补澳新印，添加“民主元素”，并高唱“以日本民主引领东亚合作”，这些举动最终迫使美国采取积极的动作，用APEC淹没“东亚共同体”。美国首先撤换了被日本视为“日美安全管道”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长迈克尔·戈林。并且频繁与东亚各国沟通，酝酿“APEC政策回航基调”，还直接与韩国、东盟搞双边自贸区，对“东亚共同体”掐头去尾。在本届APEC会前，美国就正面回绝了日本提出的“缔结日美经济合作协定”的倡议。可以想见，未来围绕着APEC日美之间还会因目标的不同而产生摩擦。

　　日本意在挑战战后体制

　　

二战后，世界秩序基本维护着美国主导的多边体制构架。在贸易上，以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基本制度，形成了有管理的世界贸易秩序；在金融货币上，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体，确立了以美元为枢纽货币的国际货币体制；而在安全上，则形成了以联合国及其常任理事国为主导的体制。

　　冷战后，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结成，世界经济呈现欧美共主格局。而随着欧元的启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制”亦出现“美欧元两极雏形”，“货币地区主义”与“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并行而来的趋势。尤其是，自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破裂，2003年坎昆会议搁浅，眼下，多哈回合再度停顿，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难以深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多边体制面临现实挑战，呈现多极化趋势。

　　在此，一向占尽“多边体制”好处的日本犹如一颗游离电子，顿失归属，急于构建全球大竞争中的根据地。回归亚洲，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其首选目标。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以自由贸易区为表现的“贸易共同体”、以日元圈为载体的“货币共同体”，以及以日本的政治大国化为目标的“安全共同体”，则被确定为其构建东亚根据地，争取世界一极地位的三个战略支柱，也成为安倍政权“彻底改变战后体制”的具体战略。

　　可以说，日美同盟背后的经济矛盾，已从过去的微观层面的“经贸摩擦”，表现出宏观、战略上的“体制对立”。在这种体制变动过程中，日美的“对立与协调”堪称影响地区结构，乃至世界体制所不可低估的新变量。(刘军红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