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合作：APEC精神不可少

    作者 刘军红

　　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7届部长级会议11月16日在韩国釜山结束，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与会部长们集中讨论了即将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走向一个大家庭——面对挑战，追求变革”，重申了“茂物目标”规定的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承诺，并决定继续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APEC成员经济体占世界贸易的将近二分之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60%。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创建于1989年，目的是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APEC现已扩大成为包括21个成员的组织：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大韩民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共和国、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北、泰国、美国和越南。

　　进入年底，围绕自由贸易主题的不同层次、不同作用的国际会议集中在东亚召开——本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高官会议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韩国拉开帷幕；下月，东亚首脑又将云集

马来西亚，首届“东亚首脑会议”(EAS)将登上地区合作舞台；同时，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亦将在香港召开。东亚地区合作抹上了浓重的全球化时代色彩，东亚地区合作模式更呼唤“APEC精神”。

　　日本地区合作战略严重脱离“APEC精神”

　　1993年，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发表了“五点意见”，描绘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精神，为各国广为接受，堪称“APEC精神”。

　　“APEC精神”主张区域合作遵循“多样性”、“互补性”和“开放性”原则，在推动机制上则强调“松散性”和尊重“平等性”理念，对当前的东亚地区合作仍具有现实意义。

　　但遗憾的是，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区内外大国主导权之争，使东亚地区合作进程蒙上浓重的大国争霸阴影，符合东亚特点的“APEC精神”屡遭遗忘。

　　作为地区最强的经济大国，日本始终将东亚视为其制胜全球大竞争的战略基地。日本利用其技术、资金和法律制度优势，钻“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法律空子，搞变种的“一揽子经济提携协定”(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借此推广“日本化”。

　　日本之所以搞EPA，而不搞FTA有深层的战略考虑。第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贸组织(WTO)的相关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搞FTA时，发达国家必须将包括农业的全部产业纳入自由化范围。为有效发挥主导权，将农业等弱势领域排除在外，日本回避使用FTA概念，逃避发达国家责任；第二，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主导地区制度一体化，金融货币是其战略优势所在。日本借EPA将金融资本市场、贸易结算货币以及投资规则等纳入谈判，突出其战略优势。

　　2004年底日本内阁府对日本的FTA谈判的经济效果评估显示，日本优选的谈判对象并非经济效果最佳者，相反，与中国的经济效果最大，但至今未将中国纳入谈判日程。这种反差体现了日本注重金融货币、投资以及

知识产权领域的战略优势，注重地区产业分工、国际政治外交战略等“动态效果”，其目的是以此建立地区金融、货币霸权和地区安全保护屏障。

　　特别是，2004年底，小泉政府将EPA战略作为对亚洲外交基石，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在东亚推广政策法律制度及产业分工体系上的“日本化”，以此确立“日元圈”，争夺世界一极地位。在日本看来，“世界工厂”的中国和“世界市场”的美国正将日本置于中美两大市场夹缝，而中美文明更使日本文明被边缘化，必须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及产业分工体系的“日本化”，冲淡中美影响。显然，日本的地区战略严重脱离了“APEC精神”，带有强烈的争夺东亚盟主色彩。

　　中国区域合作需强调“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

　　日本利用EPA所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是以其“东亚地域主义”为前提的。日本认为随着东亚区内经贸关系的密切，“东亚地区主义”全面形成。这成为其积极推动东亚制度一体化的理论前提。

　　但事实上，“东亚地域主义”的上升，并未导致“亚太主义”的消亡，相反，东亚地区多维依存特点更明显。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亚太主义”促成了“亚太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了“APEC精神”，也使东亚地区合作与全球化相行不悖。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经济奇迹”与“金融危机”，集中反映了“亚太主义”对东亚的双重影响。东亚的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吸引发达国家企业在东亚建立地区性生产网络，其最终产品多跨越太平洋为北美市场所吸收。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也基本上利用美国的IT热，取得了V字型复苏。从更广义的地缘概念上看，亚洲经济发展更依附于“亚太”依存的深化。亚太合作模式更符合东亚地区的经济现实。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东亚与世界的依存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强烈地吸收了东亚各国的出口，使东亚各国的第一贸易伙伴相继被中国替换。中国成为东亚各国对美出口的中转站。在与亚洲贸易中，中国表现了大规模的赤字；但对美贸易上，中国却表现了空前规模的顺差。而在人民币与美元关系上，中国又扮演了替代东亚各国分散汇兑风险的角色。“东亚地域主义”表现了很强的“中国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成为横亘日美欧的贸易桥梁，带动东亚经济对世界依存加深。如1985年不包括日本的东亚与北美市场的贸易总额仅为482亿美元，2001年增至3805亿美元。同时，与欧盟的贸易总额从405亿美元上升为2683亿美元，与日本的贸易总额则从744亿美元增到2934亿美元。

　　从中国经济发展角度看，“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特点日益明显。如1990年到2000年，中国对包括日本的东亚出口总额增加1.7倍，而同期对世界的出口总额增加3.3倍；另一方面，1990年中国对东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为64.6%，2000年该比例降为46.7%。显然，“中国大经济”的发展空间不仅限于东亚，而“中国特色”的“东亚地域主义”更无法回避与“亚太”的重叠。东亚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带有多维性格。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需要更舒展的空间，更需强调“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既对区域内开放，又对区域外开放。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才会具有生命力，才会对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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