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讨薪：农民工最锋利的武器

　　本报记者　李静睿　通讯员　云法宣　穗法宣

　　“虽然最后的统计数字还没出来，但去年的讨薪案件明显没有往年突出”，广州白云区法院调研科科长董辉华告诉记者，按照他的说法，前两年一到这个时候，前来讨薪的农民工简直是“层出不穷”。但去年一年，案件分布比较平均，并没有因为年关将至而显得特别集中。

　　作为广州外来人口和小企业最为密集的区之一，白云区的情况可以看为整个广州市的一个小小缩影。董辉华解释说，讨薪案件从数目到标的齐齐下降的原因，除了政府企业想出的各种招数外，和广州本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也有一定关系。

　　农民工们的讨薪之路，通常是从完全的自发开始，然后是劳动部门的介入，最后方才进入法院。法律，是农民工手中最后也是最为锋利的一把剑。

　　法院

　　尽量提前介入实施优先措施

　　欠薪的源头在哪里？是否可以简单归纳为“无良企业主”或者“黑心包工头”？据法院人员介绍，真正企业主恶意欠薪的少之又少，大部分是由于经营不善，“确实没钱”。曾经有媒体尝试着追一追建筑施工企业的欠薪“上游”，结果是，欠农民工的是班组长，欠班组长的是包工头，欠包工头的是项目经理，欠项目经理的才是建筑商。而欠建筑商的又是谁呢？是业主，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项目，也长期拖欠资金。

　　在这样的“三角债”甚至是“多角债”下，法律显然最有助于理清债务关系，帮助农民工

维权，但根据新华社记者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民工的结果，80人当中，只有一名民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工资拖欠问题，“暴力讨薪”的受欢迎度，远远超过了“法律讨薪”。

　　董辉华说，现在法院尽量提前介入农民工讨薪事件，力图将“暴力”行为纳入法律轨道，“群体性讨薪事件一发生，法院就可以根据基层维稳联动机制获知，然后上门服务，主动要求工人前来法院立案”，工人们最为担心的诉讼费用问题，法院则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缓收甚至免收。

　　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也对记者介绍说，去年7月，广州中院曾召开全市法院民一庭和立案庭负责人会议，明确在两级法院实施下列程序优先措施:“一宽”:对劳动者的60天申请仲裁期做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从宽把握。“二不”:劳动者起诉的劳动争议案件一律不预收案件受理费、不收申请执行费。“三快”:即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劳动者起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单独排定且必须当天立案，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实行一个月的特殊审理期限，劳动者申请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优先执行。“法院对于确实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出庭参加诉讼的劳动者，还可以在夜间和节假日安排开庭。”

　　垫付制

　　给工人们吃颗定心丸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广州中院统计的数字来看，去年1—10月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的绝对胜诉率达到了46%，如果加上部分胜诉案件，胜诉率超过一半。那打赢官司后的农民工们，是否就可以全额拿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工资？根据法院的介绍，大部分农民工只能拿到所欠工资的四五成左右。

　　董辉华举例说，白云法院曾经遇到一个案例，一个小型的加工工厂主，在已经准备迁厂的情况下拖欠现有工人工资，然后一夜之间一走了之，“只剩下一些折旧得厉害的机器，根本不值钱，变卖后完全不能弥补工人们的损失。对工厂主来说，这样做成本很低。”

　　根据目前广东力推的“工资垫付”政策，主要由欠薪企业的主管单位、场地或设备出租方先垫付工人工资，然后再追究经营者的责任。对于欠薪情况比较普遍的建筑业，则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包工头欠薪并逃匿的，由发包方先垫付工资。

　　垫付制的好处，除了给工人们吃颗定心丸，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赢官司等于赢空气”的现象外，还有可能将欠薪扼杀在萌芽状态。董辉华介绍说，“白云区很多街道都有义务的劳动监督员，监督自己街道内企业的工资支付情况，很多监督员本身就是出租屋主，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他们自然工作得比较积极。”

　　但垫付制并不能真正解决欠薪问题，根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这样庞大的数目，显然不是“垫付”能完全消化的。也有人质疑，这样的“责任转嫁”，只能让欠薪企业更加有恃无恐。

　　法律人士对记者表示，要解决欠薪问题，最有效而社会总成本最低的办法，“依然是法律途径”。今年5月1日，《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在广东经营的企业，用人单位未在解雇劳动者当日结清工资的，可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拖欠工资或不支付加班工资的，向劳动者加付0.5倍至1倍的赔偿金。同时，欠薪严重、记录在案的企业，将不能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从海关申报原材料进口将受到限制。

　　将这些条文真正落归实处，方是送给农民工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记者手记

　　又是一年回家时

　　谁都不能抵挡家的诱惑。除夕之夜一家团聚时吃上的那一顿饺子，正月十五逛完花灯后煮着的一锅元宵，足以抚慰漂泊在外的异乡人积蓄了整整一年的乡愁，这样的乡愁，与人心相关，与贫富无关。

　　台商们又在开始张罗着包机，白领们日日翻报纸琢磨着哪家航空公司能有打折机票，大学生们老早就在学校里买好了半价的火车票。而我们的农民工们，也拿着在候车厅里排了一个通宵才买到的硬座车票，拎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踏上了他们的回乡之旅。

　　我上面说的，只是农民工们最为理想状态下的春节安排，但每到年底媒体不断曝光的各类讨薪事件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过上这样一个舒心年，他们的春节，没吃上老婆的饺子，反倒是吃了自己老板的闭门羹。几百块的工资，对城市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大数目，但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意味着回家的车票和给孩子的压岁钱。难怪乎为了这点钱，欲跳楼者有之、上访者有之，并且，不是所有的以悲伤开始的故事，都拥有一个喜悦的结局。

　　去年春节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已为87.7万民工追回欠薪7.1亿元，90%以上的欠薪被追回。但即使如此，花都区花山镇依然发生了在民工们聚众讨薪时，工地女老板情急之下拔“枪”示威事件，虽然事后这被证明是一把玩具枪，闹剧的背后，却依然彰显了两者之间令人担忧的劳资关系。

　　法院的卷宗显示，年关将至，今年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从数目到标的都有较大程度的降低，这自然是好事，而原因，当然是这两年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地方媒体的高度关注。然而，我们更期望的是，像干活拿钱这样毫无争议的问题，将不再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重心，我们期望，农民工们在踏上回家旅程前，还能够高高兴兴地和自己的老板喝上两杯，互道一声，来年再见。

　　如果说我们城市里每一座高楼的天台都撒满了农民工们艰辛劳动的汗水，我们理应期望，城市留给他们的回忆，不再充溢着满腹心酸，而替换以理解和尊重，城市中繁华美好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永远的格格不入，而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