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 4万亿打造中国新农村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6日 14:31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见习记者王世玲

　　北京报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期间一个重大的命题。

　　作为我国新时期重大的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应该首先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如何调动8亿农民的积极性？如何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理想图景变为现实？这是考验政府智慧的关键。

　　此前，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带队，中农办、

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考察组曾专程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并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

　　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已开展30年，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这一运动早已跨出国界，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

　　考量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解决我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和即将开展的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郑新立。

　　韩国新村运动：从每村发335包水泥开始

　　《21世纪》：据了解，韩国从1970年开展新村运动至今，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学界也对其有过广泛的研究，并引发了关于“韩国模式”现代化道路的讨论。当时韩国启动新村运动的背景是什么？

　　郑新立：“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上世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但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也出现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带来了诸多城市社会难题。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把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进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首。在这种背景下，从1970年开始，朴正熙领导的政府开始倡导“新村运动”。

　　《21世纪》：韩国新村运动，从操作程序上看，首先是从什么地方着手？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郑新立：韩国新村运动总体上来看，是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开始只是1971年初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其内容很简单：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也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第一年下来，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错。政府又给他们加拨了500袋水泥、1吨钢筋，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经过这样的引导，4年时间里韩国改善了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主要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以上是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即打基础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1974年—1976年，是新村运动的全面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归结起来，一是调整结构，大力倡导种植经济作物，政府主要在财力和技术上给予支持；二是推广技术。

　　第三阶段从1977年—1981年，为新村运动的自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发展农村工业，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21世纪》：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的效果如何？

　　郑新立：一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1971年—1975年，全国农村共架设桥梁65000多座，村村都修筑了进村公路，新铺自来水管道4440公里，建设新村会馆35950座。二是农民收入快速增加。

　　经过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努力，韩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了城市居民。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经过40年的发展，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10.84，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21世纪》：从您介绍的效果来看，是否可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投入？

　　郑新立：韩国新村运动还包括对农民进行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韩国学者和决策者们认为，韩国人多地少国家小，人均耕地仅有0.6亩，发展经济唯一的途径是开发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缺乏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自助、合作等思想、精神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只有以搞项目为载体，以推进国民精神教育为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才能真正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因此，新村运动一开始就倡导“勤勉、自助、合作”六个字。在培训新村运动骨干中不断强化这种精神。比如我们这次主要参访和下榻的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就要求学员从早上六点集中出早操，到晚上十一点睡觉前，始终处于一种不停顿的、大家朝夕相处的状态，每个宿舍没有桌椅、没有电视，就是为了逼着学员们一起讨论问题。

　　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同步推进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中央研修院是什么机构？在韩国新农村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新立：中央研修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由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指导者”同吃、同住、同培训。

　　《21世纪》：除了中央研修院这样的培训机构外，韩国新村运动中还有什么具体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郑新立：韩国政府在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机制和办法。

　　首先，始终注意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不包办。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允许推进进度有快有慢，不搞齐步走。由农民从村中选出“指导者”，而不是现有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来组织实施新村运动。政府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并选举一个新村建设指导者。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政府给农民配套。我们现在搞项目，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和农民配套。韩国与此相反，着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其次，实行奖勤罚懒的机制。干得好的，多给物资和资金。干出成效的，即使再偏远，政府架设电力线路时也予以优先考虑，相反则距离近的也不管。对村里的“指导者”，尽管他们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其他方面的物质奖励，如发勋章、有权随时面见行政官员、优先选拔做国家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等。

　　政府还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新村运动前期搞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政府主要提供相当于政府预算1%的资金。但之后搞村镇规划和建设，政府就给予了不少资金和技术支持，例如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争取一些国际组织的贷款等。

　　最重要的是，给予必要的行政推动。韩国政府是新村运动的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韩国政府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个人都要指导几个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帮扶，并实行了奖惩分明的政绩考核制度。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导致中国目前农村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发展性问题，即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进行，必然会出现农村地区相对衰退的现象。二是体制性问题，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分治制度，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同步进行。借鉴韩国经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郑新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是否意味着必然出现一个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拉大的阶段？韩国的经验证明，只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过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1970年为75%，1980年为95.8%，1990年为97.4%，2000年为83.6%。同期，韩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5.3%、71.6%、84.4%、90.2%。

　　在韩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即从上世纪70年代到去年为止的30多年时间里，城乡居民收入是同步增长的，城乡经济是同步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城镇。

　　4万亿：打造中国新农村

　　《21世纪》：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做出了具体部署。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即将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有哪些启发？

　　郑新立：借鉴韩国的经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关键是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要把在政府支持下，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发展，同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8亿农村人口的活力激发出来。

　　如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借鉴，以改进我们过去实行的各项扶贫和支农政策。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通过各地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21世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完整的内涵，系统的目标。但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选好切入点至关重要。“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农村建设首先在哪些领域开展？

　　郑新立：目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农村与城市、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集中体现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的差距过大。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服务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这就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拉大。

　　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的状况。要在以下方面开展：

　　首先，改善农村交通落后状况是头等重要的。近几年，县乡村公路和道路基本修起来了，但是质量较差。可以把道路的硬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现在中国水泥生产能力很大，可以考虑采取由政府采购的办法招标采购水泥，用低价买来发给农民。

　　其次，实现安全饮水。现在农村还有6000多万人用的是有害的水，要先解决有害水质问题，进行深水井改造。同时进行自来水建设。

　　第三，清洁能源。即在南方和中部适合搞沼气的地方，普及沼气。目前沼气建设规模还较小，可以考虑一年拿出100亿元，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大力推进。

　　第四，卫生整治。农村卫生方面要实行人畜分离，修建垃圾处理场，解决污水处理问题。

　　最后，结合农民盖新房进行宅基地整理。全村统一规划，节约用地。据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统计，最近10年里，全国村镇建设用地累积增加了13%，是城市建设用地的4.6倍。又据国土资源部的计算，对宅基地进行整理，住宅建设用地可以节省出来50%，增加耕地。

　　《21世纪》：有专家按韩国经验推算，未来十几年，如果完成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我们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总量可能超过6万亿人民币。这些钱从哪里来？如何解决资金缺口？

　　郑新立：我得到的数据是，如果农村基础设施搞好了，用上自来水，推广沼气，道路硬化，按照这个条件，全国都搞起来，大概需要4万亿元。

　　至于钱从哪里来？最近有同志提议，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案。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全国10个特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30%，根据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的城市建设投资比重，应当在15%以下。

　　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2万多亿元，如果拿出10%就是2000多亿元。如果按这样的投入比例，一年投入2000亿元，到2020年，15年就能投入3万亿元。鉴于财力有限，沿海地区自己投入，中央政府主要是支持中西部地区。连续投入15年，再加上农民自己投劳投资，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布，我国几亿农民也过上了现代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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