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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行贿黑名单制度距离廉洁准入证还有多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6日 14:38 21世纪经济报道

  见习记者 谢 丁

  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终于正式推出了酝酿已久的“行贿黑名单”制度。但与一年前在五省市的试点不同,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部署;也不再局限于建设市场领域,还将涉及金融
、教育、医药卫生系统和政府采购部门。

  按照11月1日发布的《关于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管理规定(暂行)》(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省级检察机关将在2005年底前建成全国联网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并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对外受理查询。

  依最高检的预期,这一“意在反腐”的举措“找到了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防范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办法”。不过,“虽然《暂行规定》把试点以来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但不能说就没有新问题的产生”。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系统联网之困

  当得知查询系统即将在年底全国联网时,袁亦农舒了一口气。

  作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的副处长,袁几乎全程参与了这一由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牵头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开发过程。

  从去年4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等三部门试行“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试行范围仅限于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和广西等五个省市、自治区。

  这项于去年4月启动的试点工作,让袁亦农几乎马不停蹄地来往于京渝两地。如今,她的努力似乎已经得到了某种正式意义上的承认。由她负责建立的重庆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被有关上级部门和专家公认为是五个试点中最出色的一个——已经实现全市范围内联网查询。

  相比之下,直到此次最高检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候,一些省份的边远区县检察院,还在等待他们的查询系统单机版。

  但即便如此,袁亦农依然没有办法解决重庆市所面临的困境——无法异地查询。“自试点以来,我们唯一查询到的一家外地单位,是来自攀枝花的一家企业,还是因为它的行贿行为发生地在重庆。”

  这个困境在其他省市似乎体现得更为彻底,因为他们连自己省内的网络系统都还没有完善。一位地方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试点省市的查询系统,甚至简单到仅仅是一个Excel或者Word文档。

  后果似乎很明显,一些曾经行贿的个人或单位即便被某地区的“黑名单”登记在册,却并不会影响他们在其它地区继续承包工程的资格。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他们可以更换任何地方,保持自己的‘免疫力’。”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民对记者说。

  事实上,试点以来,各方最大的质疑正是这种困境。而袁亦农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全国联网。

  不过,袁亦农依然有另外的担忧。如果只是按目前通知所说的在全国检察系统内部实现联网,也许并不能达到这个系统最初设计时的目的。“原以为可以一网打尽,但我发现还是有漏网之鱼。”

  所谓“漏网之鱼”,是指那些既不是国企也不是知名民企的小企业。他们一旦发现自己上了“行贿黑名单”,就更换企业名称,或者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还是那伙人,只不过重起炉灶改头换面而已,很容易就避开了这个系统。重庆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有部分省市正在尝试将检察系统与政府机关行政部门联网。袁亦农说:“如果能和工商局联网,这样企业的变更或许我们就能知道了。”

  查询范围之争

  一位地方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回忆,自试点一年以来,每次开会,“黑名单范围”总是成为大家争论的热点。

  在最高检于去年联合三部委发布的《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的行贿犯罪案件,只限于法院依法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认定构成犯罪的行贿案件。”

  通知一出,地方大哗。当试点五省市的人前往北京领受试点任务时,大家不约而同的向最高检提出了同一个建议——扩大“黑名单”范围。原因很简单,被法院认定构成行贿罪的案件,实在太少了。

  地方检察院的理由是,如果只为几十个甚至十几个个案件而建立查询系统,成本太高。而最高检考虑的则是要避免法律上的麻烦。

  据了解,试点五省市几乎是用默契的方式,在自己的省市悄悄扩大了“黑名单”范围。袁亦农说,“某些省份的扩大范围很广,甚至把检察院立案后又撤诉的,也输入到查询系统。”

  “既然是在试点,应该可以允许地方做一些超越规范的尝试。”最高检研究室一位官员表示。

  但在最新公布的《暂行规定》中,最高检重申了这一范围限定,将查询范围严格限定在1997年以来,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部门的个人行贿犯罪、单位行贿犯罪、向单位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等案件。

  按此标准,就意味着重庆市目前提供对外查询的案件有三十几个。而在试点过程中,它对外接受查询的数目是400多个。巨大的数字差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并没有被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将不再对外查询。

  任建民认为,只要有证据证明个人或者单位有行贿行为,都应该纳入“黑名单”当中。

  记者在致电最高检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时,他确信,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中,绝不可能再出现以前扩大范围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这次向全国推广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计算机管理系统中,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构成犯罪的,另一个则是不够成犯罪的行贿行为。记者得知,后一个数据库,将作为研究资料,并不对外开放。

  “黑名单”与反腐作用之辨

  《暂行规定》中另一个引起关注的焦点是,最高检将“行贿黑名单”的领域,从建设工程领域扩展到金融、教育、卫生系统以及政府采购部门。

  根据去年中纪委的一份反腐民意调查,建设工程领域名列五大腐败领域之首,而教育、卫生系统都位列前五。

  而在金融领域,自年初银监会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以来,目前已有5个省市分行行长纷纷落马。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银行案件中职务犯罪占80%。

  学者和官员这次站在了一起,他们确信,上述领域都是腐败行为的高发区。几乎没有理由不把范围扩展到上述领域,

  一位重庆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试点前后短短一年时间,目前还看不出它在反腐败方面的明显效果。

  据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重庆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共录入案件数783件,其中,工程建设领域的行贿案件413件。全市检察机关已为各地重点工程进行行贿记录查询42次,查询投标单位718个。

  但这些数据也无法将“行贿黑名单”和腐败案件的多寡联系起来,袁亦农说,查询系统对反腐败绝对有效果,因为已经有一些单位高度关注此事,不愿因一人犯罪而砸了单位的饭碗。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据媒体报道,在一些较早启用“行贿黑名单”的地方,5年间7次行贿政府官员的某单位居然还可以在某建筑工程招标中胜出。

  有学者分析说,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行贿黑名单”未能成为一个通用的信用认证系统,许多政府部门对这个名单根本没有积极性。

  自愿,免费,没有强制性,成为检察机关这个查询系统的特点之一。袁亦农表示,许多政府部门如果在进行招投标时,不来查询,检察机关也是毫无办法的。“不过,也有一些区县,由当地的纪委、监察部门下文必须查询,但那是极少数。”她说。

  当“行贿黑名单”的可行性都受到考验的时候,反腐效应自然更无从谈起。任建民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强制性,并统一全国的“廉洁准入规定”。他建议,可以由检察系统推出一份指导性意见,避免各地标准不一。

  他所谓的“廉洁准入规定”,目前全国各省正在纷纷出台。以差不多同时推出的广州和重庆“建筑市场廉政准入规定”比较,二者除了都要取消投票资格之外,广州还要降低其资质等级。

  在最高检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看来,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不能参与、干预对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人或单位的实体处理,“我们只负责提供查询”。

  在重庆,当建委、交委、水利局邀请检察院联合发布《重庆市建设市场准入廉洁管理暂行规定》时,重庆市检察院回绝说,我们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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