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新农村建设的第三次农村革命

　　见习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一个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正在浮出水面。

　　“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课题。”有关知情人士说。事实上，9月29日，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十一五”三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未来5到10年中国农村政策的目标和政策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一个总题目”。

　　第三次大调整来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总结。

　　第一次调整是指19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减负。”马晓河说。

　　“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马晓河说，“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综合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也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

　　在以往的农村发展研究中，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已经达成共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三农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要“跳出三农看三农”——我们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宏观，整个国家的格局问题。”张晓山强调。

　　但张晓山认为，另一个侧面也不可忽视。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

　　“非农产业发展了，农业怎么办？农业如何具有竞争力？如何使农业和国际接轨？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农村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的、农民能够享受和城市一样公共产品的、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留在农村的农民能不能过上富余安定的生活？”张晓山这样思考三农问题。

　　所以，“三农跳出之后，还得回到三农。”张晓山说。

　　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将三农政策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可以“比较全面地反应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未来的追求。”张晓山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新质点。”

　　这一政策选择还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这就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5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上指出：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而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

　　韩国“新村运动”启示

　　近期，国内的政府官员和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韩国的“新村运动”。

　　郑新立不久前就率团前往韩国，专门考察“新村运动”，团里的成员包括建设部的城乡建设办公室官员等。考察结果已经形成了两个报告：一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二是提出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新农村运动开始到1980年的10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

　　韩国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涉及农村各个领域。包括农村住房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还有，韩国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韩国考查后得到一条重要的认识是，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是可以实现的。农村的发展不是对城市发展的制约，而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推动，因为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民都变成了城市的市民，会推动经济的发展。”郑新立说。

　　新农村的建设之路

　　关于新农村的界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的思考是，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缺一不可。其中，“新设施”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这是新农村的重要“硬件”，往往成为制约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瓶颈”。

　　9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学术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直言：总体看，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提高受基础设施不足制约明显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有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原因，但基础设施不足，是制约农民增加消费的一大原因。

　　因此，马晓河给出的新农村建设方案的第一个重点是，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

　　邱晓华也认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郑新立也认为，国家要拿出一定资金帮助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重点是乡村道路、洁净

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村一级的垃圾处理场；包括“一气三改”(改厕、改灶、改牲畜圈，建造沼气池)。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马晓河还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最后，农民增加收入仍是一条主线。“新农村建设意义上的增加农民收入，是作为和公共品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相连的整体性措施。”马晓河说。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是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论的组成部分。”张晓山说，“但无论哪种政策建议，其核心是农村的综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