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十一五警惕城镇化超速

　　中共中央政治局探求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速度统计有水分？

　　见习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未来城镇化的步伐应该是：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50%左右，2014年可能超过50%；预计202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57%左右，2023年可能超过60%。”10月13日，北京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周一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也是他在前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课堂讲课后首次直面媒体。

　　9月29日下午3点，从教26年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周一星首次步入一个崭新的课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同来讲课的还有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在唐子来介绍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经验教训及借鉴意义后，周一星讲解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建议。

　　虽然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特殊课堂，但周一星并不紧张。不仅是因为作为我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这样内容的课他已经讲过数遍，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拿着历经3个月修改，国内数十位城镇化专家讨论后形成的沉甸甸的讲义。

　　“集体学习的整个气氛很好。举行这次集体学习，说明中央正在关注城镇化的问题。”周一星告诉本报记者。

　　的确，在稍后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被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之一，写入五中全会的《公报》中。

　　要避免过度城镇化

　　讲课回来的周一星，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央领导关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力求城镇化健康的发展，努力避免有些发展中国家发生过的过度城镇化现象。

　　周一星在以前的研究中曾经预测过我国“十一五”期间以至更远时段的城镇化发展。在中国城镇人口统计标准多变的情况下，他认为“要正确预测我国未来城镇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的增长，首先要正确评价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建立一个反映实际的预测基础”。

　　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1996至2003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连续8年以每年1.43～1.44个百分点的水平在提高。周一星认为，由于统计口径的缘故，1.44个百分点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假象。

　　“分析这些数据的来源，是由于把4.7个百分点的五普(人口普查)和四普城镇人口新老口径的差值消化在1996～2000年短短5年内的结果，导致了连续5年的1.43～1.44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然后又把这种速度简单延续到了21世纪初，造成我国城镇化已经连续8年以1.43～1.44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假象。”周一星告诉记者。

　　他用一种更正确的方法把4.7个百分点消化在更长的时段里，调整后显示，我国1982～1990年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89个百分点，1990～2000年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79个百分点，1982-2000年间的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符合实际的城镇化速度的基本数量级。”

　　周一星认为，城镇化发展应当尽量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相适应。他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如果城镇化水平一年增长0.8个百分点，那么人均GDP的增长率大体应该是8.6%。如果城镇化一年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GDP需要增长11%才能够支撑。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0%，有可能吗？”

　　因此，他通过多种要素的比较，认为：“我国今后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的，也比较有把握，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4个百分点那是虚假的。”

　　周得出结论，“相比于世界平均速度一年0.3～0.5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未来我国城镇化增速0.8个百分点已经相当快了。”

　　“这个‘小小’的数字涉及‘大大’的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周在回答为什么在零点几个百分点上“较劲”时说。

　　周一星解释，不真实的所谓高速度，将会产生两方面的误导。首先是导致国家对21世纪城镇化走势导向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误导。“1.44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年里要使2000万乡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实际上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年城市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50万左右，不到900万。”即使把这些就业岗位全部都给进城农民，城镇也容纳不了一年增长2000万乡村人口。其实，城市还有4%左右的失业劳动力。

　　这种数据传递出“中国城镇化速度很快、我国能够很快解决三农问题的错误信号”。而实际上，中国城镇化的任务非常艰巨，三农问题的解决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是对地方政府会产生误导。由于城镇化已被看作政绩指标之一，目前已经出现地方政府追求城镇化高增长率的攀比现象。在国家城镇化已经多年1.44个百分点增长的态势下，“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地方，会觉得我至少要赶上国家平均水平吧。不然不是越来越落后？而经济发达地区会认为，我的经济条件要比其他地方好，更不能低于全国水平。”周一星认为，攀比的结果将会使我国城镇化速度更加“居高不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近几年各省的城镇化速度的数据，不少地方就是年增1.4个百分点，甚至有点内地省份达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这必将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而不是根据国家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是周一星最想表达的观点。

　　城市不是越大越好

　　讲课回来的周一星，另外一点深刻的体会是，中央领导在关注着构建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合理的城镇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城镇。

　　周一星告诉记者，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珠三角，

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得不错。但有些地方，特别是内地，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发展的不够好，主要是缺乏发展的动力——没有就业机会。小城镇发展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不是规划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基础设施差，没有特色，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形成劳动力集聚。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城镇化的道路之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一直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应该以大城市建设为主，通过大城市辐射来推动城镇化；另一种认为应该以中小城镇建设为主。

　　对于这些争论，周一星有自己的看法。“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质量。”周说。

　　在周眼里，尽管这些争论有些在观点上是对立的——一个要发展大城市一个要发展小城市，但其思维框架是一样的，即用城市规模来决定一个城市要不要发展，导致“规模政策。”

　　周的研究结果证明，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城市规模之间不过是一个正的弱相关，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大城市相对经济效益较好，但这两者间的相关性很弱；并不是所有大城市的效益都是好的，有些小城市的效益就比大城市还好。决定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投资强度，即技术装备水平；第二位是产业结构，第三位的因素才是到城市规模。

　　因此，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不在于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市，而是要形成一个有大有中有小的合理的城镇体系。周一星认为，从“十五”计划开始，城镇化发展思路中，已不再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小城市”，这是一种积极的动向，从“规模政策”的框框中走出来了，而是提出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这已思想延续到“十一五”规划中。

　　城镇化整体发展模式在理清思路的情况下，每一个时段都会有相对突出的重点。

　　“首先是抓大城市和城镇密集地区的国际

竞争力，要组建都市连绵区。”周一星指出当前国家城镇化方略中要抓的两个重点时说。

　　从现有条件看，周一星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两个比较成熟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都市连绵区——以港深穗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和以沪宁杭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京津冀也有一定实力，这三个城镇密集地区，尽管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不到3%，人口只占全国的14%，但其创造的GDP却占到了全国总量的42%。

　　除了以上三个比较成熟的都市连绵区外，还有三个也颇具潜力的、将可能发展成为都市连绵区的地区，包括辽中南地区(沈阳-大连)、山东半岛(济南-青岛-烟台)和

福建沿海地区(福州-泉州-厦门)。

　　此外，小城镇的发展仍是一个重点。周一星建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应以1800多个重点镇为突破口，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