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如何摆脱不信用怪圈

　　在本土做生意染“烂债病”的中国企业到国外就成诚信楷模、在国外“守规矩”的跨国企业到中国却变得“不实在”，中国怎就成了滋生“烂债病”的臭泥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萌/北京报道

　　报道

　　“信用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企业！”10月19日，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整顿办)副秘书长马恩中的这一声显得振聋发聩，“很多企业因被他人拖欠和赖账，正常运转已难以为继！”

　　马恩中随即透露的几个数字更是触目惊心：我国企业坏账率是5%至10%，而美国企业坏账率只有0.25%至0.5%。这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的坏账率达到了美国的20倍。不仅如此，“美国企业的账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我国平均却有90多天”。

　　相形见绌，强烈的差距感扑面而来。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忽视了什么？

　　“马后炮”制度 企业选择“偷生”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筹资成为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渠道。而负债筹资是现代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之一,也是企业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的深化进行，改革的重点逐渐放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脱困上，如何获得大笔资金成为改变国企命运的重要课题之一。于是很多大型国有银行通过大量贷款对国企实行扶助，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这些贷款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很多资金刚一到位就立刻转化成为了

不良资产，或者变成了死账、坏账。

　　“国有企业借国有银行的钱‘万年不赖，千年不还’，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是‘体制同体’，一家人，企业借贷的时候就没打算还贷。”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席建国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此阐释。

　　“而且国企不像民营企业老板永远都是企业的责任承担人，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都是阶段性的，虽然我们有离任审计制度，但却是‘马后炮’，只追究你借了多少却不管你还不还。”

　　而对于同样需要谋求资金获得发展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由金融机构提供的借贷服务要么办理难度过大，要么获得资金有限，而市场融资同样是困难重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未成熟，令企业获取资金途径不多。例如企业债券市场可以说仍未存在。而中国股票市场虽已发展一段时间，但仍问题甚繁，近年又因股权分置问题而令股市不断下跌，股市未能有效起到为企业筹集资金的功能。这种环境下，企业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在“饿死”和“偷生”之间，很多企业选择了后者。

　　“我国企业的信用意识比较淡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信用问题十分突出。”马恩中介绍说，我国只有10%左右的企业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而这10%中有93%是三资企业。

　　社会上整体信用意识落后，给了很多想“捞了就算”的企业可乘之机，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和法律漏洞，让更多的企业蠢蠢欲动。连锁反应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高负债率和坏账丛生，已经成为了国内企业的普遍情况。

　　企业国外“实在” 国内“烂债”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我国企业的信用销售能力和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90%的企业是采用信用赊销的方式和手段；欧洲的信用销售率也达到了80%以上，而我国的企业信用销售率平均在50%以下。

　　“企业无信不立，”广东新华海集团董事长、潮州市商会会长黄金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没有信用，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还谈什么发展、做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要求人们讲究规则、履行承约、依法行事，其本质就是注重信用，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契约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加快建立健全信用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现代市场流通体系正常运转的根本保障。

　　在扼腕国内一片坏账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只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从不会在支付问题上“出洋相”，显示出在国内难得一见的“实在”。曾有外国商人如此描述中国企业：谈判人员带着几个大箱子，只要一谈妥，马上打开箱子掏出大笔现金现场支付，不管交易涉及的是多大金额。中国企业在海外很少被债务官司纠缠，就足以说明问题。

　　反观一些外企，尽管在其母国接受了多年“正规教育”，但一来到中国土地，很快也染上“恶疾”，从APEX赖账4.7个亿美元，到沃尔玛由于欠款被告上法庭，凡此种种，令人不解的同时也不禁联想：莫非中国真的是一片滋生“烂债病”的臭泥塘？

　　四年前的2001年，面对我国即将加入WTO，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影响了外商投资的信心，不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及扩大对外开放和创造安全的消费和投资环境的迫切事实，2001年4月2日至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

　　当前，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已被明确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牵头单位；诚信已被列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信用教育和培训逐步展开，企业和公民信用意识得到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信用管理开始得到重视。

　　但整顿办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由于恶意违约、拖欠货款、逃税骗税、走私骗汇……这些因为丧失诚信而导致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中国经济带来每年数千亿元的损失，同时带来的非物质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要道德的力量也要惩戒的“鞭子”

　　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共同约定，即一种上升为法律、法规的经济制度安排。因而，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决于诸如政府、企业、个体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否“有法不依”；取决于执法者是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格林斯潘在总结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为什么能够较好的抵御以“9.11”为代表的外部冲击时，首先将其归功于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中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这些活跃的金融创新，为市场主体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由于金融体制存在漏洞，所以很多企业在担保方面搞了很多鬼花样，我将之称为‘五鬼搬运法’，来回担保，四处骗钱。”席建国向《中国经济周刊》总结。

　　席建国认为，企业间相互赖账，主要是因为借贷的担保制度不完善，往往是“亲弟兄”互相担保，也叫循环担保。一旦借款方还不起款的时候，担保方也还不起，所以担保几乎没有意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担保机制是管用的，但在现有体制下就失灵了。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钧跃则认为，需要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失信惩罚机制，目前出现的问题是任何非市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即使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得比较完善了，失信现象也难以完全根治。

　　他认为，社会信用制度得以维系：一要依靠诚信文化教育的作用；二要依靠社会信用体系的规范。前者具备道德的力量，后者则拥有惩戒失信的“鞭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失信惩罚机制。

　　近日，由全国整规办会同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上报国务院办公厅，正在征求意见期间。据了解，全国整规办在力促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的同时，正抓紧出台《行业协会开展行业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行业信用建设。

　　信用体系的建立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因此，如何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也就成为稳定市场秩序必须突破的“瓶颈”。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诚信问题的完整法律法规。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夏士林、厉志海、胡平西等300多位代表分别提出议案,建议加快诚信立法，可草案至今尚未出台。同年11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拟定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也已成型，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今年仍未面世。

　　“促进诚信这个事不能着急，”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中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就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你让他马上去参加田径比赛、踢足球，是不现实的，肯定还需要一个疗程来观察。”

　　对话

　　什么裹住了企业信用的脚步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萌

　　嘉宾：

　　席建国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

　　黄金松

　　广东新华海集团董事长潮州市商会会长

　　甘培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企业法、公司法专家

　　旧体制催生“不信用”怪圈

　　主持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国内企业在企业信用方面却严重的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资质的缺乏是由于什么因素造成的？这种现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甘培中： 我认为这是发展的代价，当社会形式从非常态的模式过渡到常态后，社会规则的制定完善工作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把人类天生的利益诉求调动起来，又没有及时建立起市场规则，摸石头过河，人人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大家都奔钱去，社会上就会出现不讲诚信。

　　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我们不能阻止和仇视正常的投资，因为这对政府国家社会有好处，能够增加就业、能够提高生活水平，使经济在微观层面保持活力；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人发现这年头很守规矩挣不到钱，胆子大一点的、越过了法律的某种边界，或者说越过了某些社会传统意识的界限的人都先富起来的时候，他总结自己成败得失，必然产生行为惯性，继续越轨，别人也会感觉到这似乎意味着成功，从而模仿，逐渐互相影响。但正如自然界具有自净能力一样，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企业的诚信度一定会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黄金松：关于企业间欠款的问题确实很难讲清楚，可能是质量问题、时间问题等等，都是多方面造成的，不能单纯归谬于信用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坏账上做得“贡献”蛮少的，大多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国有企业有大笔坏账，这也是观念问题造成的，我敢说百分之九十几的民营企业都是希望把企业弄好。当然现在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遇到的困难也不能视而不见，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也能够缓解种种恶债造成的诚信危机。

　　席建国：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体制改革。由于长期的旧体制使人们形成了不良的观念，导致体制和观念相互加强的怪圈。形成了“借债还不还无所谓”，或者“借债不还你也没辙”的思维，我把它叫做“耍光棍子”观念，在这种思维下，呆坏账和赖账的心理和行为自然就产生了。

　　现在的中国社会，权力和财产扭结在一起。财产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本应有独立的社会规则，但在我们经济机制下，却不是这样。有些主流经济学家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成了，事实上在各种权力扭结在一起的情况下，交易方式必然会变形，交易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对于单纯的交易主体来说，各种危机防不胜防，于是“我不骗别人别人也会来骗我，别人伤害了我我就要去伤害更多的人”，这种恶性的循环就形成了。

　　黄金松先生说的也有道理，从金融和企业发展市场的过程中，当私有产权发展到比较清晰化的阶段，相互之间如果不讲诚信，那么声誉必将受到损坏，客户只要离开，你只有死路一条，但这是在正规的市场经济中的结果。

　　废纸成堆的环境也想乱扔纸屑

　　主持人：在国内普遍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为什么国内企业一旦跨出国门就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为何在本国安分守己的海外企业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却失去了原则，出现很多债务纠纷？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造成的么？

　　席建国：在对外贸易当中，因为国际的市场经济规则都比较清晰和严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度都比较高，信用文化也比较坚实，所以对外贸易相对于国内贸易来讲获得利润要顺利得多，交易成本也相对要低，那么讲信誉带来的回报就会相当大，或者说讲信誉本身就可以获得利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成功度和扩大交易范围。在国内这样做就不知会被谁骗到，有了几率的统计后企业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从跨国公司来看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做得不错的，大公司居多，但我们看到当一些大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反而被本土化，不讲诚信。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惩罚几乎没有，有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外企看到，没有比较强硬的规定来约束它，它们因为欠款被勒令破产或驱逐的可能性很小，故而迅速退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招来了一家外资企业，欠一点钱，算了吧，过些日子再说吧，所以这个现象也是跟政绩观紧密相连的。

　　甘培中：首先应该看到我们走出去的企业都是一些资质和素质比较高的企业，其次你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做生意欠债不还就是破产一条路，对国内的关联资产来说影响会很恶劣，所以该付的就得付。另一方面，就像你看见一片光亮清洁的大理石地面无法产生乱扔纸屑的欲望；而当你发现身陷废纸堆的时候，你乱扔一点纸还会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呢？所以说，环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也要建诚信“环保”工程

　　主持人：在现阶段，实现企业诚信大环境的培育和维护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这个环境治理保护工作该由谁来负责？是靠政府、法律，还是依靠行会和商会，或者是民间公益组织？这个工作又该如何进行呢？

　　黄金松：我们民营企业行商讲诚信为本，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力度扶持，得到支持我们将会在诚信之路上越走越宽。对于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银行应当加大投入资金扶持，这样实现双赢，又怎么会有坏账出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也应该主动抓起这项事业，政策上扶持，奖优罚劣，在规范管理上做好工作。

　　席建国：主要还是要通过民间组织，比如商会、协会、研究会等等一些中介组织，来营造诚信文化。对于违规的企业，政府应该树立法律的权威，用法律来对这些不诚信的做法进行约束。但是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因为法律是事后的、消极的，通过民间组织的约束、活动，造成了民间舆论的环境，大家形成了观念意识和文化，自觉抵触不讲诚信的企业，这要比罚款厉害得多。就像大家交朋友，如果一个人老是说了不算，还会有人搭理他吗，那他不就完了吗？中国的

传统文化“内主诚而外受信”就是讲人的诚信观念是要由内而外才能建立起来的。

　　甘培中： 最极端的现象我们需要通过刑罚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需要民众有自觉的维护诚信的意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很重要，日本花了150年的时间提高民众素质，所以日本的社会，这些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说到立法，单纯立有关诚信的法律应该是有困难的，该规定什么样的单位作为主体进行管理很难，规定管什么、是奖是罚也很难。社会应该通过正面表扬促进的方式进行引导，或者通过对企业的评估及征信工作。当然评估机构不应该是政府，而最好由是民间组织和公益机构来主持，政府给予支持鼓励；要倡导企业家诚实的赚钱，所谓君子取财有道，合理的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维护社会利益和交易对象的利益以及债权人利益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当然这可能属于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个境界党中央就总结为

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