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3日在北京举行。携程集团CEO孙洁出席并以“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复苏中的旅游业和女性的力量”为题发表演讲。 孙洁表示，新冠疫情引发了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这需要全人类不断地探索和尝试，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都需要关注自身和供应链，除保持抗压能力外，还需要对新的环境提高应变性。而作为全球领先的OTA，携程集团承担着引领旅游业共渡难关，迎接未来的责任。 在谈及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时，孙洁表示，由于旅游业有人员聚集和流动的特征，从供给侧来看，由于病毒传染性强，导致多数经营场所关闭，从需求侧来说，疫情的暴发抵消了人们出行的愿望。 “航班停飞、签证停签等等都限制了人们的出行需求。在短期，我们必须保持团队的稳定，保持财务的稳健，顺应需求，布局行业的复苏，打磨创造，寻找改变。而长期来看，旅游业消费的体验越来越多的是个性化需求，依靠技术的力量和服务的核心，自动化、可靠性，改变资源驱动，培育全新的能动，沿着全球化和高质量的战略继续把旅游产品做到更加可信、更加个性化、更加可靠”，她说。 孙洁表示，疫情以来，携程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客户取消了数千万张订单，涉及300多亿人民币。“我们一直和全球的友人积极沟通，从航司的CEO到酒店的CEO，到全球的供应商，最终我们把大酒店集团加入了所有的安心取消计划。越来越多的客人、越来越多的合作方加入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安心取消计划得到了全球上亿用户的称赞”。 孙洁还强调，合作伙伴的利益优于携程自身的利益。“我们针对疫情的影响，做到无损的应对，但同时整个行业也有巨大的资金压力。所以，我们一起推出了同袍计划。此外，我们通过同袍计划投入了10亿伙伴基金，100亿小额信贷，协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共渡难关，包括免除佣金等等9项具体的措施”。 “尽管我们面临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相信疫情的影响是一次性的，对未来我们也充满信心”，孙洁分析称，疫情没有破坏中国旅行行业的健康基础，旅行的信心也开始回升。“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我们看到了全国消费能力的喷发，进一步加快了旅行业回暖的脚步” “危难之际总是要有人先来承担，携程愿意引领全球的旅游业携手互助、合力共存，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响应。对于不同目的地的差异状况，我们调整策略、调配资源，筹集了5亿美金的Travel On基金，一旦市场积极响应我们就可以迅速出击，发挥我们海外品牌Trip.com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产品、技术、服务去辅助我们的客人规划出行，从本地到近途，最终助力海外旅游市场的复苏”，孙洁介绍。 谈及自己的女性身份时，孙洁称，女性工作者在疫情时期做出了特殊贡献：女性医务人员在抗疫过程当中是一线主力军，许多女性做到了双肩挑，一边工作、一边肩负起照顾老人、辅导孩子和家庭的重任，这也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额外的压力。 谈及女性员工，孙洁表示，“我看到她们连续每年拼搏十多小时，累计处理几百万张订单。我看到她们放弃了团聚、更改了婚期，甚至还手里抱着自己的小baby继续奋战在一线。我看到了她们一夜之间上线安心取消，倡导合作伙伴响应，受到全球客户的称赞”。 她认为，女性的优势在旅游业以及其它的服务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女性注重细节、善于沟通、关心他人。在产品的设计上、在服务的提升上、在改善客户的体验上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携程一直以来致力于女性充分发挥支持，也是非常受到女性欢迎的雇主公司。目前不仅女性占比超过90%，中层干部超过40%，高级DP超过1/3，包括CFO等等高管都是女性。未来的旅游服务更是倚重女性的力量，作为世界经济支柱的旅行业，2019全球GDP贡献和就业超过10%，旅游业也为全球的文化做了有温度的交流”，孙洁说。 [详情]

　　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3日10：00-12：00在线直播。主题为：重启全球信心。 10：00-10：10         【开幕致辞】   凌华薇，财新传媒主编 10：10-10：20         【主题演讲】疫情冲击下的新环境认知与应对 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 10：20-10：30         【主题演讲】纳米科技创新与产业化 崔屹，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授 10：30-10：40         【主题演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孙洁，携程集团CEO 10：40-11：30               【专题讨论】女性创新与社会责任 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各式创新正在赋予社会无限可能。那么，来自女性的创新怎样使社会呈现更加缤纷的色彩？女性在其间承担起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给社会增添更多温度？这些创新和责任担当会如何引领社会未来走向？ 发言嘉宾： 张璐，Fusion Fund创始及管理合伙人 于雪莉，Visa大中华区总裁 姬晓晨，影谱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朱荟颖，YGT青年环保创新计划合伙人 陈思宇，海松资本执行董事 主持人：李昕，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国际董事总经理 11：30-11：40         【“她创•她在”2019科创新锐女性揭晓】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MSCI ESG 研究部门亚太团队主管王晓书出席并演讲。 王晓书介绍了MSCI在ESG的相关工作，首先MSCI是一家指数公司，另外在ESG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她表示，MSCI的ESG研究团队将近200人，只要纳入到MSCI全球指数的上市公司，都在MSCI的ESG评级范围内。她指出，MSCI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数据和分析工具的提供商，因为MSCI自身也有一些风险分析的工具和能力，可以把ESG数据在风险分析的平台上做一些整合。 她强调，对于中国市场而言，MSCI在2018年A股纳入之后，就对中国市场的公司进行了ESG的评级。她指出，如果只是从股票数量来看，11%有评级上升，但是如果把MSCI中国指数的权重纳入考量，20%权重的公司都在评级上升，2%的公司评级下降。她指出，ESG评级发布前应向上交所、深交所等机构发送评级报告，并建立同上市公司的沟通机制，同时对于中国的ESG的评级以及这种评级上升的趋势，应积极同国际投资者进行沟通，能帮助国际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将有助于推动资本全球配置以及推动全球化。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博时基金董事总经理兼股票投资部总经理李权胜参加会议并就“注册制改革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和评价”发表看法。 李权胜 博时基金董事总经理兼股票投资部总经理 对于要长期投资的上市公司，需要关心的ESG方面信息披露大概有哪些？如果放在中国本土市场，我们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呢？ 李权胜表示，ESG包括三个英语单词，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公司治理，一个是社会。ESG是近几年来全球开始兴起的新的投资角度取向。他认为ESG投资本是一种基于价值评估的理念。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ESG投资，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样去制定一套非常有效又非常合理的ESG指标体系。”李权胜从ESG所包含的三个指标做出阐述。 首先，环境指标。“中国政府以及监管部门在其中的推动跟引导作用非常突出。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已经对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跟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权胜说。 第二，社会因素。“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以及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基本国策，实际上很符合ESG里面的社会原则。”李权胜表示。 第三，治理指标。“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构成部分，其独特的治理结构，会让企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李权胜表示。 [详情]

　　原标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非常稳固 中新社北京6月22日电 （王庆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22日在“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非常稳固，很有吸引力。“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情绪。” 方星海表示，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加强。他表示，在面临一些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自身已做出一些决策，已经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表示出了乐观的态度。比如，两星期前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宣布把有关亚洲市场指数的衍生品转到香港证券交易所，“这就是一个市场自己的选择，政府没有任何干预，至少中国证监会没有任何的干预”。 方星海认为，MSCI举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香港在股权衍生品方面本来就很发达，在股权衍生品品种和交易方面，有很好的基础，MSCI觉得把产品转移到香港会更有利于这些产品的运作。 另一方面，香港聚集了亚洲地区最多的全球机构投资者，尤其有很多投资于股权的机构投资者，MSCI觉得产品移到香港后市场交易会更活跃。 针对中概股回归一事，方星海回应称，这些公司第二上市地主要选择在香港，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香港第二上市的相关制度比较完善，香港作为亚洲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内地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非常有利于香港吸引中概股公司第二次上市。” 方星海在会上还透露，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在两年前已签署跨境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此基础上，香港推出基于A股的衍生品时机是成熟的。（完）[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出席并演讲。 关于怎么看注册制改革，俞建拖表示，注册制改革是我们国家证券市场治理模式的一次非常关键的变革，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也是我国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改革，也是迈向现代市场激励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探索。他强调，注册制改革绝不仅仅是一次IPO或者是证券市场再融资门槛的调整，而是反映了证券市场技术的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市场环境和条件政策的变化。他进一步作出阐述，从治理理念来看，注册制改革意味着监管理念从过去前严后宽转向了先宽后严，从阶段性监管走向了全过程的监管。他强调，发审制向注册制改变也需要相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支撑。另外，任何制度的调整都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和条件，注册制改革需要考虑包括被监管者的状况以及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他表示，注册制的改革意味着限制因素正在破除，“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关于ESG能够为注册制改革做出哪些方面的贡献，他指出至少有4个方面： 第一，引入ESG的标准有利于重塑整个投资的价值体系。他指出，如果投资者只追求财务回报，而不顾自身和他人价值需求的多样性，一定会造成社会价值的供给和需求的偏差。 第二，关键ESG引入可以让我们的价值体系更加健全和完整，对证券市场治理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健全的证券市场治理生态。他所强调的“治理生态”主要是丰富证券市场治理的参与主体，让我们意识到利益更加多样化。 第三，创造了参与证券市场治理的机制。他指出，ESG是一套话语体系，有了话语体系，各方就能够就此开展交流和对话，共识也就成了可能。另一方面，ESG一旦被纳入证券市场治理，作为一个制度，对各方的利益行为都有约束，也就有参与的规则和指引。 第四，有利于促进证券市场治理的专业化。他表示，实际上ESG的内容是无所不包的，必须要给予专业化的原则才能形成内容全面、框架完整、逻辑顺畅、成果有效的治理。 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他谈到了7点原则： 第一，分级分类。他指出，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ESG事项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的ESG风险暴露是不同的。不同的主体也需要遵循不同的ESG义务和规则。所以，要对ESG的事项分级分类，对行业、对企业、对投资主体都要有分级分类。 第二，渐进完善。他表示，要构建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完美的ESG标准和评价体系是不可能的。所以ESG的标准和评价体系设计的时候，首先要瞄准对公众利益最大威胁的这些问题，以及社会公众在道德上最关切的问题。 第三，公正平衡。这里的公正关键是权利义务要平衡，能力责任要平衡，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要平衡，不同领域的影响要能平衡。因为企业经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是由多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有些是自然的过程，有生产必然有排放，有一部分是技术经济的原因，还有一些是属于恶意地规避责任。 第四，技术立基。ESG评价需要扎实的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包括科学统计和定量方法运用等软的技术，以及自然科学原理的应有以及现代测量工具和方法等硬的技术。 第五，多元参与。他指出，现在独立的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还比较薄弱。通过ESG、新技术的使用，为更多的独立第三方的参与提供了契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可形成互补。 第六，成本有效。所有的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建立都需要有成本收益的考量，不管是企业、个人、组织都要考虑成本的因素。 第七，制度配套。如果没有政府公共政策和制度的配套，ESG标准和评价体系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如果监管部门没有铁的牙齿，不能对违规公司和个人做出对应的问责和惩戒，ESG信息披露做得再完善，涉事企业和个人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甚至会助长违规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 盛瑞生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 ESG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随着注册制改革逐步落地和实施，上市公司将会越来越重视信息披露的质量，尤其是长期投资者更为关注的ESG信息披露的质量。从新冠疫情以来资本市场表现看，学术界和投资界具有共识是，在系统性风险下，ESG表现好的公司抗风险能力高。 那么，如何去搭建一个智慧化的、系统化的ESG的投资体系？盛瑞生分享了中国平安ESG相关的一些实践。 “平安集团的ESG的投资主要配置在ESG比较友好的科技类股票上，相对它在一些ESG不怎么友好的行业上低配。”盛瑞生表示。“沪深300ESG友好行业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给沪深300分了类，一种叫友好型，一种叫相对不友好型。友好型会偏重在计算机、科技、医药、半导体。不友好型是在煤矿这些行业里。两个不同的板块收益率跟基准比较起来，友好型的会高过54个百分点，而不友好型低于这个基准53个百分点。一上一下说明差距非常大。这是整体今年上半场的市场情况。” 盛瑞生介绍，平安的ESG的投资有四个维度的方法体系，分别是：道、控、器、事。 所谓“道”就是责任投资融汇进公司整个投资战略，形成体系化、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和操作规范。 “控”实际上是风险控制，风险控制对金融企业投资机构来讲是根本，责任投资原则，我们把它完善在我们整个投资的风控体系里，将ESG的风险与平安集团整体的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融合，对气候变化进行风险量化的工作，并发布了TCFD的报告。 “器”是一个责任投资的工具，冠名叫CN—ESG评价体系，为ESG的风控模型构建整合提供智慧化的工具和数据支持。 “事”指ESG的实践，我们将ESG的实践与中国平安的投资做全面的融合，在权益类、债券类、信贷以及项目投资方面进行完整的应用实践。 盛瑞生从系统化、智慧化和实用性方面介绍了平安名为CN—ESG的智慧化评价体系。 在系统化方面，评价体系纳入了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纳入了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关于ESG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满足多方位的合规披露的要求。二是融入了一些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比如明晟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三是兼容中国市场特色的一些指标。为了体现本土的适配程度，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而不是生搬硬套国际标准。 在智慧化方面，则由7个环节体现。 一是数据采集方面。一方面利用AI处理一些公开数据，此外还纳入一些产业链上的数据和另类技术的采集应用。 二是指标评分方面。从环境、社会、治理三大维度，超过10个主题、130个指标，通过训练机器模型来实行AI的智能打分，尽量避免主观性。 三是行业矩阵。参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超过40个行业指标矩阵，识别行业特有的ESG的风险，识别行业特有的ESG的风险，倡导核心业务和ESG理念的结合。 四是权重设置。 五是舆情调整。比如一些上市公司的监管处罚，综合考虑这些事件的性质、媒体的影响度、衰退程度等各个维度进行评价。 六是组合打分。根据行业特征、行业分类将行业分成ABC三类，分别给予不同的打分。 七是动态评级。根据一些最新的舆情分析，获得一些最新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一些分析、评分。 而在实用性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各个大类投资的具体应用上，包括权益类资产的应用、固收类资产的应用、项目类资产的应用和债券类资产的应用。 最后，基于ESG的行业框架，制定中高风险ESG的清单。 “ESG在中国方兴未艾，ESG投资对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盛瑞生说。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出席会议并演讲。 胡家夫表示，ESG投资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融入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考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价值增长能力，可以有效防控风险，获得长期回报。他表示，目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完成了两期ESG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的报告，具体而言，在环境方面强调生产经营环境绩效和单位产出环境成本，以及向环境友好型发展做出努力；在社会方面，强调企业与外部社会的有机联系和利益平衡，引导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充分认识社会资源的竞争性战略和使用问题，照顾利益相关方的财务安全，加强商业信用和社会伦理约束，推动优化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在公司治理方面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减少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委托代理机制的失灵，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他表示，第三期研究将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探索开发ESG投资基准指数，为ESG投资提供开源、开放的参考基准。 他表示，在ESG实践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些想法和思考： 一是注册制改革为ESG实践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开展ESG投资的基础条件正不断改善。他表示，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对优化市场生态、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资本市场卖方而言，企业上市的选择权、判断权交由市场，上市条件更加包容，科创型企业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同时注册制条件下为上市公司的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守信合规，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增长和创造能力的公司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他强调，依靠自身质量和真实价值是上市公司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投资的必然选择。注册制条件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的提高将减少ESG投资实践中的操作障碍，有助于投资者回归到长期价值投资的轨道，推动市场买方与卖方的良性博弈。 二是我们应该在借鉴成熟经验的基础之上搭建符合本土化特点的ESG信息披露与评价体系。他强调，目前我们仍缺少系统性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信息评价工具和方法，上市公司在传统财务报告的基础之上需要披露哪些对投资者有用的ESG信息，哪些关键信息有助于评价企业的长期价值和抗风险能力，这些信息如何提取并纳入投资决策分析框架，ESG投资怎样契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不断地探讨和探索。 胡家夫指出，我国A股市场普遍存在着公司治理的难题，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市场散户化严重、缺少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推动。他认为，ESG提供了一个从理念到工具的整体框架，可以在资源配置逻辑中注入科学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系统性地推动资本市场核心问题的改善，引导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公司治理的变革、市场公平效率、自主创新、环境可持续等。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从新加坡的角度谈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和未来供应链的发展方向。 吕德耀 新加坡驻华大使 吕德耀表示，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和供应链的顺畅。现在有一些国家希望能够转移风险，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协同合作的原因。 新冠疫情是否会演变为一个全球化的危机？不同的国家如何通过协同合作来解决这样一个危机呢？ 新冠疫情不分国界。吕德耀介绍，目前新加坡新冠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一些措施已经在社区层面开展，一旦有感染人群，社区会对他们进行快速的隔离。“每一千人当中不到一个人可能会感染新冠疫情。另外，新加坡政府拿出了很多钱来应对新冠疫情，比如拿出GDP的20%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或医疗工作人员。”吕德耀表示。 吕德耀介绍，因为推出居家隔离政策，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外商投资这方面依然不错。今年上半年新加坡的外商投资已经超过了全年的目标，甚至已经超过了2013—2018年平均的增长比例。他表示，新加坡是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国家。所以新加坡应该采取一些多边的方式，而不是单边的方式去应对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新加坡是如何确保全球贸易链更好地联系在一起的呢？吕德耀提到，新加坡确保机场以及港口都是开放的，以更好地来确保供应链顺畅。通过确保供应链，新加坡的产品可以流到其它的国家。“虽然我们不去生产相应的产品，比如药物。但产品的运输都会通过新加坡转到不同的国家去。”吕德耀说。 新加坡重视供应链的完整性，因此推出了一个联合部长的声明，确保在新冠疫情之下的供应链能够联系美国、中东和亚洲的很多国家。“我们和中国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链接，实现两国人民之间快速的流动。”吕德耀说。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陈德铭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重启全球信心是当前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经济全球化其实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的结果，而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化具体的载体。陈德铭表示，由于全球治理的失缺，疫前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单边主义、大国对抗等等矛盾，而且有些是刚刚露头，有些已经是比较厉害了。 陈德铭表示，新冠病毒肆虐着全球，实际是考验着我们人类团结与否。从短期来看，疫情大流行冲击着全球的供应链，引发着过度的保护，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甚至发生危机。但是从长期看，疫情的大流行可能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可能催生数字经济的提速，还会加强多边的合作，使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 陈德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将坚定地维持多边的贸易秩序，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中国有条件这样做，一是因为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新常态下的生产和贸易。二是因为中国的产业链长，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扩大进口，并且保持着贸易的基本平衡。 陈德铭同时指出，疫情也催生了全球保护主义的泛滥。疫情发生以后，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一些欧洲国家在WTO的框架内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推动防疫的药品和医疗产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作为全球医药产品供应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其支持这些倡议，努力发挥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作用。 陈德铭认为，全球化不会终止，疫后的跨国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将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更加扁平化、短链化。中国将坚守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底线，与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共同来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且努力避免这些多边体制成为某些大国新冷战的场所。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出席会议并演讲。 帕斯卡尔·拉米指出，全球的贸易环境并不是特别乐观，我们也缺乏全球的合作。所以他针对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如何开展合作，提出了建议。 首先他强调，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贸易体系中是非常大的挑战，也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造成了贸易扭曲，我们应保持谨慎，同时应继续全球化的贸易。 第二，实行谨慎主义、保护主义，这也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造成的。他强调，不同的国家采取的是不同的谨慎的措施，有些是好的谨慎措施，但也有一些是过度的。他指出，我们需确保供应链更加有弹性、更加有韧性，这样才能够确保国际贸易或投资流，同时，数字化毫无疑问也会推动供应链的改革。 第三，他指出有些国家把贸易措施作为武器来限制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国际贸易的自由流动，也为国际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他强调，出于卫生和健康的原因，我们需要更多合作。 他指出，富有国家相比于贫穷国家，可能更有能力来应对疫情。疫情之下，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被弱化了，因此需要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和欧盟之间可以进一步加强投资，同时，双边之间也需要更多贸易投资方面的讨论，以及关于环境或者是二氧化碳方面的讨论。他建议，中国和欧盟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双边的机制，开展一些对话的机制，中国应该更多地发挥领导的作用。 [详情]

　　在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中，哪些才是最应该解决的真问题，哪些才是真解法？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落地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第一个真正的央行数字货币何时能够落地？数字货币在跨境、对公和零售等哪些场景可能会率先突破？“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对上述问题发表观点。 周诚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很多时候商业银行更多地体现出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商业银行首要任务是让钱保值增值。”周诚君表示，货币的形态随着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不断发展，但是它背后作为交易的支付手段，作为信用中介，作为价值储藏，作为风险管理的职能不会变，金融科技所做的就是把货币的这些功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同时降低它的成本。 “管理资金跟管理实物不一样，资金归到某个账户下面没有标签，资金流动的过程也看不出来，所以管理资金的风险特别大。”周诚君指出，“商业银行在管理这些资金和管控风险的时候，它也要增值、要把控好风险、要KYC（了解客户）、要合规、要做好风控。你再让商业银行去承担过多的公共责任，那是不合适的。”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防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第一是是要有效地界定金融产品的产权。第二是能够对金融机构的边际服务进行有效的定价，保证这些定价能够覆盖成本。”周诚君说。 商业银行服务的定价能力如何提升？ 金融科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界定产权和定价。周诚君表示，过去技术手段的局限导致很多公共物品不能很好地进行产权界定，也不能比较好地进行价格设定。但通过金融技术的应用，很多过去难以实现的定价就可以实现。 “比如说污染，过去很难对它进行外部性定价，而现在则可以应用模型计算，对污染进行准确的产权界定和价格评估。再比如拥堵，过去也不能对它进行定价，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云计算、卫星定位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准确地计算公共产品使用时间和决定你应该付出的价格。这对金融监管部门和整个金融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去拓展思路的方向。”周诚君说。 关于数字货币和国际化的关系，周诚君表示“目前来看，数字货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明确它的机理。既不要对寄予太高的期望，同时要在技术上做充分的准备和分析。”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海松资本创始人、CEO陈立光出席会议并演讲。 陈立光指出，在金融科技领域，这几年变化很大。在金融科技领域，这几年变化很大，前两年一窝蜂上的P2P、现金贷、消费贷等等，都号称自己是金融科技公司，当时确实也是风光无比，比如当时的趣店网、宜人贷、微贷网、陆金所，可是今天这些公司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更有无数不是很有名的P2P公司或者跑路、或者被抓。 他以趣店网为例，指出趣店网两年前上市时市值超过85亿美金，最高峰的时候涨到100亿美金，但上周五它收盘只有4.3亿美金，跌超95%。 他指出，之所以出先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市场还是看好中国庞大的市场所蕴藏的金融需求，但是由于之前监管政策放得太开，导致一下子鱼龙混杂，也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他建议，首先从监管的角度进一步制定监管政策，其次发展科技技术，帮助金融科技公司推出更好、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来服务巨大的尚未被服务好的市场需求。他表示，从长远来看，金融科技领域充满了巨大的机会。 关于如何给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提供支持，他指出政府要求银行的考核指标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因为“资本是逐利”的。他强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精准贷款、精准服务。 [详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欧洲第一波疫情得到比较好的管控，现在开始全面复工复产，巴西和美国现在第一波疫情尚没有结束，在后续的全球重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会出现比较大的抗疫策略的差异化。联防联控仍然是中国的特色，可能最终还是要依靠基层广泛响应，才可以把疫情控制到极低的水平。 他介绍，自己全程参加了上海这次的抗疫，“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目前我们中国采取的策略实际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密切的在基层的布局，布置一个非常敏感的网络，可以做到快速响应。” “北京这一次的防控采取了精准防控，公布了高风险区域、中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中风险区域的策略也各有不同，其它区域照样可以进行常态化的工作。上海现在的做法也是充分地按照类似策略进行布局。”他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整体上的布局，是希望疫情控制到非常低的水平，最好是低到对民众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的水平，这就对整个防疫策略的精细化管理有极大的要求。 “我们在上海总结了所有的经验，包括联防联控，包括防疫部队的精细化管理，也包括医生多学科的协作等等经验，如果综合起来，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可以做到快速响应和精准管理，联防联控仍然是中国的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最终还是要依靠基层广泛的团结和广泛的响应，才可以把这场疫情控制到极低的水平。”张文宏认为，未来无论是国际疫情还是国内存在的风险，都会考验我们防疫政治的智慧和防疫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保证我们防疫要到位，然后经济重启要有效果。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疫苗来临之前，我们事实上都要遵从这个策略。”他认为，北京的疫情给全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这个经验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是非常珍贵的。” 张文宏再次提到北京昨天整体病例数降到9例，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检验我们快速反应、精准防控、全国范围内尽量保证经济运行的常态化，我相信北京的经验将来也是我们中国的经验。”（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 朱宁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表示，疫情期间，金融科技给整个金融发展和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在过去几年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个领头羊。 他提醒，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监管层需要高度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创新和普惠概念的意识和应对。 第二，新环境下对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第三，在鼓励支付方式普惠、便捷的同时，要强调对投资者交易和对消费者的保护。 网上支付方式引发的消费复苏，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复苏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保护的措施。否则就像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投资者，突然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没有监管的环境里面，他面对的风险和挑战将是非常大的。”朱宁表示。 如何更好地改善或者保护投资者行为呢？朱宁表示，从监管角度讲，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方面，进行更加强烈、更加尽职的功能监管而不是主体监管。 金融科技既可以把服务变得更加普惠和友好，但也有可能给监管者带来很多信息的不确定性或者是更多的监管盲区。朱宁表示，“现在很多创新型的金融科技企业很难从一个名字来判断这个企业究竟进行的业务和业态是什么，这就给监管者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带来了很多新的监管套利或者是监管的盲区。” 第二方面，监管层既要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也要承担企业信息披露的责任。 金融科技让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朱民表示，这些数据最终的归属权、使用权以及整个监管层披露的义务必须要进一步地明确。 最后，提升和加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 朱宁表示，由于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中，对资金的最终用途和资金的去向的监管，可能比传统金融业务里面KYC（了解你的客户）的监管要放松很多。所以，要提升和加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出席并演讲。 关于疫情期间金融科技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黄益平指出了三点： 第一，疫情的影响时间较长，所以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压力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对于自己在疫情刚开始时的经济恢复“最快可一个月”的判断，他表示“太乐观了”，他表示，现在看来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甚至两三年。他指出，疫情直接冲击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家庭的现金流，直接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生活，所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和维持资产负债表的相对健康，一方面是让他们活下去；另一方面，也为了我们疫情过后为经济复苏创造一个良好条件。他表示，我国更多地把责任放到金融机构来提供融资，所以金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责任也需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第二点，在具体的做法上，金融科技存在一些优势。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甚至封城，这使得很多线下的交易很难做，最直接的就是银行开门遇阻，很多线下的交易也变成线上。他指出，国内几家新型互联网银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关于新型互联网银行的优势，他总结为三点：首先获客方面形成长尾效应，边际成本低；其次，二维码支付的广泛使用，既帮助解决了获客问题，又解决风控的问题；第三，大数据记录客户足迹，有利于未来业务判断。 最后他强调，需要持续地支持这些中小微企业。但他指出，未来会有一个财务成本的分担问题，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第一，如果出现了不良，怎么处置；第二，一家银行如果做了很多贷款，结果变成一堆损失，那么它可能一开始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对此他建议，我们现在鼓励金融机构大量地提供融资、支持小微企业时，对后一步发展要做一些预案。比如央行再购买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再贷款，资金比较短缺的银行和资金比较富裕的银行进行合作。总之一个目的是几家一起来承担支持小微企业共同的职责，而不是简单地说让谁去发放贷款，然后让利。 [详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考虑到新冠疫苗扩大再生产等问题，疫苗推出最快也要到明年上半年。 张文宏表示，目前在疫苗研发领域，中国与美国是比较领先的，进入了二期和三期临床研究。但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由于疫情控制得非常好，事实上已经没有机会进行三期临床研究了，所以三期临床研究必须与疫情还在暴发的国家进行研究。 “这个时间点，最快的速度，三期临床研究结束也得年底。如果疫苗再扩大再生产，可能得明年上半年，这也是最快的时间”，他说。 张文宏也强调，要有底线思维，“不管疫苗出不出来，产量如何，副作用如何，疗效如何，我们在目前都不是太清楚的情况下面，不管它能不能来到，我们都要遵从现在的防疫的策略。我们通过强化公共卫生体系，我们把疫情控制在目前这个水平，控制在极低的可控水平，保证经济的继续运行。但是全球经济的重启和全面的放开化，还得等待疫苗”。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在谈及5G技术时感慨，“我最近换了一个5G的手机，速度真是快”。 他举例称，5G手机可以根据网络速度，自动选择连接5G还是连接WiFi，而多数情况下，手机会自动选择5G。“我最近跟我们公司做家庭智能化研究的研发人员也在说，赶快把WiFi6做出来，否则所有的钱，基本上被王董事长他们都赚走了”。 “这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但确确实实速度快”，他说。 凌克还透露，金地公司开发建设产业园区里，已经开始使用无人驾驶的巡逻车、扫地车等等，受益匪浅。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疫苗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出席会议并演讲。 塞斯·伯克利表示，当前全球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各地对于封锁措施的耐心已经开始消退了，然而病毒并不会在意我们的时间表。他指出，想要战胜新冠疫情并且开始复苏经济，唯一现实的途径是开发有效的疫苗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他提出两点：首先要保证常规疫苗项目得以维持，尽可能不被中断；其次要保证全世界任何需要的地方都能公平地获取新冠疫苗，而不仅仅只是最富裕的国家和个人。 他强调，现在很多关注的重点都放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对于新冠疫苗的需求量将超过制药企业以往的量，而我们必须现在就要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应对前所未有的规模、制造、采购和分发疫苗所面临的障碍。 展望未来，他指出：首先，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要重新重视加强卫生系统，一个国家的卫生系统的整体实力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了它能如何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紧急情况。 其次，我们必须跟私营部门开展合作，更好地使用那些推动疫苗发展的专业知识、能量和智慧，但他指出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无法实现所有人想要看到的疫苗公平获取的情况。 最后，这场危机说明了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他强调，在所有地方都能有效控制病毒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布战胜了新冠疫情。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全球紧张局势可能无法避免，但我们必须能够本着合作的精神暂时将一些不同的观点来进行搁置。 [详情]

　　“对数字货币不要信心过大、不要期望值过高。目前来看，现有的数字货币的技术、政策和相关的路径安排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没有解决方案。”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参加会议并围绕数字货币和跨境经济、金融问题发表看法。他剖析了跨境经济活动有哪些痛点、难点以及数字货币究竟能不能解决难点和痛点问题。 周诚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周诚君分析，从微观层面上讲，跨境经济活动中第一个痛点就是信息不对称。交易对象情况、对方所处法律环境和信用风险无法掌握。 “更重要的是法律框架不同会带来法律风险的不确定性。这是跨国经济活动中非常基础也是最基本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如果出现了法律纠纷、民事纠纷，你将运用不同的司法管辖权和不同的法律保障体系。”周诚君说。 第二个痛点在于，随着跨境经济活动开展，资金也必将发生跨境的转移、交付，最后结算、清算。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跨境货物、商品、劳务和金融资产等的转移与资金的转移不是同时完成的，往往有时滞。二是收付的双方可能不是直接‘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行为，而是通过大量的中介。判断这些中介是否可靠，成本很高。”周诚君表示。 而从宏观层面上讲，只要是资金、货物、劳务甚至是金融资产发生跨境转移，就意味着财富在国家之间的转移。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对跨越边境的财富转移都要进行真实性检查，从而判断这些转移是不是被用于洗钱、恐怖活动或是避税。另外一个问题是任何跨境资金和金融资产的转移，从国家层面来说都意味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因为币种的转换、汇率的波动而产生偿付能力和偿付金额波动的风险。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外部脆弱性。跨境金融活动又涉及到国家的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不至于引起足够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清偿的风险。”周诚君说。 那么，第一，数字货币能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法律风险问题？ 周诚君表示，数字货币是货币形态，交易背后真正的目的是商品劳务和金融资产。数字货币并不能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和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那数字货币能不能解决商业银行所解决的QIC问题，帮你判断交易对象的风险呢？ 周诚君表示，从数字货币目前的发行机制来说，不管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还是商业机构第三方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我们目前看不到它像国际商业银行那样，有普遍的分支机构网络、熟悉对方国家的法律和环境，了解你的客户。 第三，数字货币能不能解决我们刚才分析的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偿付能力风险和因为货币转换产生的汇率风险敞口呢？ 周诚君表示，目前来看，除非有一个单一的数字货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否则并不会因为数字货币产生就能降低这方面的风险以及管理需求。 “总的来说，从目前国际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和贸易活动所需要依赖的基本管理框架看，我还看不到数字货币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周诚君表示。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参会并发表演讲。 马克·苏斯曼 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马克·苏斯曼表示，应对新一轮的疫情有三把钥匙，分别是创新、公平和全球合作。创新可以使我们获得迫切需要的诊断工具、药物和技能。公平可以确保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这些诊断工具、药物和疫苗。全球合作是因为面对疫情的巨大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难以独自应对。 马克·苏斯曼提到，中国已经有四种检测工具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成为全球新冠病毒检测工具的主要供应国，产品已经惠及70多个国家。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成就以及其它领域的突破，为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到来打下基础，尤其要加强全球疾病监测，并且各国也需要及时地公开分享数据。 马克·苏斯曼认为 ，等有了疫苗才能真正终止疫情，但是有了疫苗并不意味着疫情就能自动终止。更关键的是公平。他表示，流行病对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冲击最大，除非技术要药物和疫苗能够送到每个人的手中，否则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马克·苏斯曼还表示，中国与具有全球公信力、影响力的多边机制加强全球卫生治理合作，这对双方而言都非常重要。比如欧盟领导的冠状病毒全球反应行动，迄今为止已经为抗击新冠疫情筹集了100亿美元的资金。 “这表明世界正在统一行动、协调应对，这也表明一个共识的形成。”马克·苏斯曼说。 [详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事实上全球领域的第一波没有结束，现在北京发生的这一波疫情，很难把它定义是中国的第二波，应该定义为是局部的小的反弹性疫情，而且现在控制得非常好。 他表示，事实上目前疫情的基础情况各个区域是不一致的，整个东亚地区控制得比较好，欧洲也在逐渐可控制中，但是整个美洲在上升，高峰尚没有来到，美国持续处于平台期。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全球的第一波疫情综合来看其实并没有结束。目前世界各国在疫情的防控里面采取的也是跟各自的疫情相称的抗疫的策略。“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事实上都开始逐渐地重启，中国也在果断地进行重启。” “最近北京有一波小的反弹，使得大家又开始揪心了，我们经济的重启到底展不展开”，张文宏表示，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面，我们出现某个地方的一些反弹性病例，甚至在局部地区有小的波动和反弹，事实上也是在预计之中的。 “这次北京迅速响应，而且采取了比较果断的策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21号北京疫情下降到每天只有9例确诊病例，”他表示，北京的疫情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就打开了这一波北京防控疫情的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北京市对这一波疫情的快速反应、精准防控，我们是做得到的。（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对新基建提出了三点建议，提出要针对新基建特征来有针对性地提供创新性的融资体系，使新基建能得到金融资源更好支持。 首先，他表示，新基建需要对不同的基建类型进行适当的分类，针对性地提供融资解决方案。“比如基础性的可能有政府资金，而更多靠市场资金。” 其次，新基建的特征，要把握新经济，围绕新基建经济的特征来创新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服务体系。 “比如说新经济通常是轻资产的，它通常是没有那么多像银行原来所要求的抵押担保。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不是能够很快盈利的，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它快速成长，但是不一定盈利。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电商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要有针对性地把握新基建的行业特征，来创新性地调整我们的上市也好、融资发债也好、信贷也好的需求。”他认为，中概股回归，很多选择香港，实际上必然性中有偶然性，因为香港上市制度改革也是两年前，两年前针对新经济融资做了重大的调整，比如生物科技、二次上市、差别投票权，而正好中美摩擦制度环境给它提供了新经济的支撑。 第三，新基建融资一开始就要有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新经济一开始就是国际竞争的，它的商业模式、它能够触达的覆盖到的客户和用户的范围都是开放的。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开放式的、可拓展的事业。” 巴曙松还补充说，“我们有条件把香港打造成一个支持新基建的融资中心，理由是它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些优秀的新基建领域的公司进行国际拓展。” 他表示，现在中美竞争的格局下，国际贸易经济格局出现变化，东南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香港融资之后，支撑海外的拓展，把握国外趋势，同时适应国内的需求。“我总结为一句话，新基建即将迎来一个快速的增长，我们要针对新基建的特征来有针对性地提供创新性的融资体系，使新基建能够得到金融资源更好的支持。”（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对加快5G建设提出了五点建议。 除了支持运营商共建共享5G网络之外，他还提出，要鼓励垂直行业参与5G网络建设。因为企业对5G网络有特殊要求，许多企业需要量身定制无线网络。所以要创造条件来支持垂直行业和企业参与5G网络建设。“这样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解决企业特殊的需要。第二，可以加快网络的覆盖进度。这就需要制定政策，还要确定相应的能力。” 王建宙还提出，大力推动5G应用开发。“现在很重要的是5G的应用，5G的应用开发迫在眉睫，5G的功能是需要应用来实现的。所以，除了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要大力地开发5G应用以外，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参与5G的应用开发。” 他认为，5G一定会出现划时代的标志性应用，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建议5G的应用开发要循序渐进，如果现在要全面马上推广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先易后难，现在我特别看好智能控制、智能物流、智能安防等等，这些项目现在开发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已经接近天花板，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空间巨大，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他表示，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者经济形态结合的，会产生颠覆性的改造作用。“比如数字化平台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他指出，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益、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模式通常是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和增值业务赚钱等等。 黄奇帆认为，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链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因此，他认为，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市场空间巨大。“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40多万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在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他表示，如果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黄奇帆说：“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有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的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这是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原标题：方星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 实习记者丨姚秋琦 6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在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形势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证监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充满信心。 方星海指出，金融市场已经做出了一些决策，表达出了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乐观态度。 近期MSCI宣布把它有关亚洲的市场指数衍生品集体的从新加坡交易所转到香港证券交易所。方星海表示，这是市场自己的选择，政府没有任何的干预，据其了解，MSCI这么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香港这个市场在股权衍生品方面本来就很发达，品种和交易有很好的基础，MSCI觉得把产品转移到香港会更有利于这些产品的运作。另外一方面，香港聚集了亚洲地区最多的全球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投资于股权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行为非常活跃，这些股权类的衍生品主要是为他们设计的，MSCI同时也觉得产品移到香港以后市场交易会更活跃。 中概股的“回归”也说明市场看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方星海称，此前很多中国的非常有成长性、质量很好的公司都在纽约上市，而且纽约是它的唯一上市地，在新的情况下，这些公司感到有必要有“第二上市地”，这些都是公司自己的选择，中国证监会也非常支持公司的选择。“第二上市地”这些公司主要是选择在香港，方星海认为，这是由于香港关于第二上市的相关制度比较完善，而且香港作为亚洲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跟内地资本市场密切相关，非常有利于香港吸引这些中概股公司。 方星海还谈到，人民币国际化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密切相关。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今后外部金融压力时，需要提前谋划、绕不过去的课题。 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上海率先推出作为起点，迄今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方星海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市场已经排名第五位，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排名第七位。2016年10月人民币成功加入了SDR货币篮子；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上海上线。但他强调，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还只开了一个头，今后十年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他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我国政府、居民在境外持有巨量资产，而且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导向下，美元资产的价值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今年3月到5月，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9000亿美元。我们看历史，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很容易走向一种通过印钞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艰难的改革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问题这样一条道路”，方星海称，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恐怕也逃脱不了历史上的规律。因此，保护我国的境外资产价值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离不开的，如果我国的境外资产以人民币形式存在，就不会有上述问题。 第二，我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开放、金融发展都受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会否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会否有很多风险，是一个不可不予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第三，我国多数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开展国际业务，主要是依靠美元支付体系。但这套支付途径是否安全，值得担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身上，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 “我们都在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不同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主要都是用外币去推进的话，恐怕势头也会受到一些制约”，方星海强调，考虑到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国际压力，恐怕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做好准备。 对于有人担忧人民国际化是因中国要“自成一体”，方星海给予否认，“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来是融合发展、互利发展。如果说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的话，我们抵御这种金融被人家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反过来会促进我们坚定地走遵循融合发展的道路”。 方星海称，认同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战略，拔苗助长是不行的。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应该把水到渠成和未雨绸缪更好地结合起来。[详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的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 他表示，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 黄奇帆介绍，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到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到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投资规模也将达到1万多亿元。再比如各地正在新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有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中心算是一个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所以，去年全世界就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己方、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元。 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至少要带动30到50亿个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万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超过2万多亿元。其它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投资也都将达到万亿级。 他强调，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 黄奇帆说：“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类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骨；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骨、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致于云的平台就形成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大脑反应速度、骨骼的健壮程度、四肢的操控灵活性等等。总之，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新基建和老基建在服务对象、投资经济性、投资主体、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四方面有不同。 他表示，从服务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而新基建如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是针对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点对点的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 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100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50、6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20年、3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 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有政府投资，有的虽然做了PPP，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己投，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了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 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香港各行各业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 她坦言，粤港澳大湾区与香港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各方面联系紧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香港而言就更为重要，特区政府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香港各行各业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 林郑月娥介绍，去年3月和11月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后，一共公布了24项新的政策措施，促进大湾区内人流、物流等生产要素的便捷流通。这24项的措施中有6项已经完满地落实，例如出台《关于计算个人所得税居住183天判定标准的操作的办法》，出台《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科技计划的实施意见》鼓励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九市创新创业，给予保险监管优待政策等措施。 她透露，未来一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交易所交易资金ETF纳入深港通等政策。“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它三个机构在5月中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资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一系列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推动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 她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用好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即拥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更好地发挥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为大湾区建设做出贡献。（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将让香港的企业及专业服务界别可以更好地应对目前的国际贸易环境的转变。 她表示，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一直推动香港企业及专业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疫情稳定后会加快推展的工作，包括组织商贸考察团到“一带一路”地区进行推广，加强与当地的直接联系。同时积极推进香港业界在国家与海外建设的经贸合作区开拓业务。 林郑月娥介绍，特区政府将于今年11月30日与贸发局合办第五届的“一带一路”论坛，以洞悉商机，共建可持续及共容的未来为题，促进香港的工商企业界别，与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对接。 她还表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在抗疫过程中多方面善用创新科技，论坛将安排一个专场探讨相关创客产品和技术的合作机遇，并将提供项目推介和投资及商贸配对的机会。（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受到多重的打击，香港经济要重新出发，重建秩序和重启信心至为重要。“我们会抓紧亚洲区域内的蓬勃发展，以及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让香港不仅恢复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她表示，去年6月开始的社会动荡事件大大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声誉和稳定的营商环境。香港在今年初因此失去了全球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后，在刚刚发布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20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也是从全球第二位降到第五位。加上疫情威胁以及必要的防控疫情措施下，香港地区的经济大幅收缩8.9%，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此外美国今年不断在贸易和其它事情上挑起纷争，例如中美的政治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加上最近因中央决定，从国家的层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美国政府和议员又发表了一连串的制裁的言论，试图打击国家和香港，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林郑月娥表示，在此大局下，香港经济要重新出发，重建秩序和重启信心至为重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就是香港重回“一国两制”轨道，恢复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维持企业和个人对香港信心的重要举措，是势在必行，是不容有失的。 她表示，香港拥有自由开放的经济、优良的法制传统和司法独立的制度，公平竞争的环境，简单的税制及低税率，世界级的金融市场以及大量的专业人才，特别在金融和专项服务上，优势还是明显的，只要完善制度，严厉打击危害安全的违法犯罪，用好自己的优势，香港仍然会复苏。 林郑月娥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向东移，亚洲在可见的将来依然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中东盟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东盟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成员国和其它亚洲经济体互补性强，加上多年来推行外向型的政策，与香港经济合作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两地现在已经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东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货物贸易的伙伴，也是第四大服务贸易的伙伴，为了加强双边合作和开拓商机，香港与东盟在2017年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正陆续地生效。”她表示，在自贸协定下，东盟成员国会逐步减免对香港原产货物征收的关税，涵盖不同类型的货币。在服务贸易上面，香港服务提供者与东盟成员国将享有更多的商机和取得市场准入的法律保障，涉及广泛的服务界别，包括专业服务、工程、教育、金融、运输以及仲裁的服务。“这些都是香港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我相信两份协定将有利香港的长远经济增长，强化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商业及金融中心的角色。”（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周小川：现在正是“一带一路”融资的好机会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疫情蔓延全球，有一些论调认为“一带一路”项目进度和融资额度遭到影响。6月22日，在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发展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总体来讲全球资金相当充裕，价格也比较低，应该是融资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对现有的融资进行优化的好机会。 “一些负面的评论或者是怀疑的评论，就是说‘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度（受到影响），‘一带一路’的融资额度出现了减少。我说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疫情导致不能聚集，很多交通都阻断了，需要社会上保持距离，就是‘社交距离’，因此很多项目人员、技术的人员到不了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因此这些都影响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展。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项目，坚持在疫情的情况下仍旧保持顺利进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老铁路’，中国和老挝之间的铁路。”周小川说。 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带一路”还面临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全球资金充裕，资金价格较低，是融资和对现有融资进行优化的好机会。他指出，由于疫情影响消费开销，有些国家的储蓄率上升，也有利于对“一带一路”的资金支持。 “这些储蓄也在寻找机会，寻找用什么样的机会能够使用出去，并且能够适当的保值增值。当然（疫情）对储蓄率也有负面的因素，负面因素就是失业有所扩大。多数国家看起来失业可能增长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有的国家有两位数的失业率的增长，失业的影响因为他们就没有收入了，或者只能依靠补贴，这种情况下对储蓄率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两者或者说其它因素都加在一起，总体来讲储蓄率是上升的，因此对‘一带一路’的资金方面的支持是正面的。”周小川说。 此外，目前“一带一路”的新趋势是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性。周小川表示，疫情发生给大家很多启示，让人意识到社会事务和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对ESG的需求也在提高。 周小川指出，也有一部分人把债务可持续性这个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并把它和“一带一路”挂钩，有一些说法听起来是“别有用心”。疫情确实制造了困难，前段时间G20部长和央行行长会已经提出了缓债的计划，在疫情期间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可以推迟、延缓，这是一个有效措施，能够减缓由于疫情所产生的和加重的那些困难。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全球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债务过重的问题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很多原因是和疫情本身无关的。比如我们看到全一段时间全球都很关心的包括国际组织特别是IMF全球都很关心的阿根廷的问题，和疫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疫情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重当前的问题，但是也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这个疫情筐子里来加以解决，还是要回到各找各的解决办法，针对各自产生的原因和病情吃不同的药，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情况下希望国际机构能够起更大的作用，希望G20起更大的作用。”周小川表示。 应对高债务高杠杆问题，周小川认为困境中走出来的经验都是这些国家要创造生产力，要改革体制，要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融入全球化这个机遇来加以解决。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在现今形势下应当如何走的问题，周小川回答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同时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都会有助于人民币信心的提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方面还有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这些都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向前推进，这样的话不仅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对于整个国际合作有好处，也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地位、被使用的程度、自由使用的程度，有好处。 “但是同时来讲这个题目又是一个相对的题目，它实际上是和其它货币在国际中使用选择有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一直说如果比如说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等，最主要的还是美元，如果他们有一些政策造成大家对使用美元的信心减弱，那么反而促使大家会选择其它的货币进行交易，给其它货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首先这涉及到美国自己经济的稳定，会不会再出现一轮这样或那样的经济金融危机，当然也涉及到这些大国会不会运用货币对其它的国家或者是交易进行制裁，这些都是影响货币可行性的。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资本流动的的方式方向以及它的程度也会影响币种的选择。”周小川认为，总体来讲中国如果能够有耐心做好自己的改革开放的工作，这个事（人民币国际化）就会逐步向前发展，也不必急于求成。 （作者：周炎炎 编辑：曾芳）[详情]

　　黄奇帆：新基建与老基建有四点不同 将产生多个万亿级投资平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6月22日举办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解读了其对当下备受关注的新基建进行解读。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 黄奇帆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四大不同：一是服务对象上老基建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便利；而新基建更多针对的是信息流、资金流。二是投资的经济性，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三是投资主体上，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或由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主投资，自负盈亏。四是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老基建投资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黄奇帆还指出，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 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 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 6.4 万亿元，在 GDP 中占比达 7.1%。 “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 3.3 万亿元。其中 5G 基站将会有 500 万~600 万座，每座 20 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黄奇帆说。 另外，各地正在新建数据处理中心，黄奇帆指出，中国今后 5 年将会增加 1000 万台服务器。这 1000 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 万亿元。 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 5 年将至少有 30 亿~50 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 2 万亿~3 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 黄奇帆还强调了数字化平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他认为，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 60 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 5 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2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价值。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黄奇帆表示。 （作者：方海平 编辑：曾芳）[详情]

　　 原标题：黄奇帆：消费互联网已接近“天花板”，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 记者 | 郝昕瑶 “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峰会”演讲中表示。 黄奇帆指出，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在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他说。 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所谓“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主要包括：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如智能交通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实验平台等。 黄奇帆指出，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 与老基建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针对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点对点的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己投，自负盈亏。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的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到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 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黄奇帆认为，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他指出，加快新基建将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当前，我国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实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服务于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球创新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出席并演讲。 王建宙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5G建设可以拉动投资、消费，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移动网络的升级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最大的条件。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三大运营商一共建设了13万个5G基站。2020年中国移动计划建设的基站数是30万，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要建设25万个基站。而对比国外的建设进展，到2020年4月，有73家运营商在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5G商用，但大多数网络规模都比较小，其中有三分之一只能提供固定接入服务。 “我国现在的5G建设规模相当大，但与4G网络的规模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王建宙表示，到2019年年末，我国三家运营商4G网络的总数已经达到544万个。“我们还需要加快5G网络建设的进度“。 王建宙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支持运营商共建共享5G网络。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5G无线网络，中国移动与中国广电共建共享5G网络。这在其看来是一个“创举”，将成为移动通信建设的趋势。“我建议要制定优惠政策来支持运营商的网络共建共享”。 第二，鼓励垂直行业参与5G网络建设。企业对5G网络有特殊的要求，许多企业需要量身定制5G网络。所以，应创造条件来支持垂直行业，支持企业参与5G网络的建设，这也可以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解决企业特殊的需要。第二，可以加快网络的覆盖进度。 第三，大力推动5G的应用开发。5G网络正在快速地建设当中，5G终端也越来越多，而且价格在快速下降，换机潮预计很快就会出来。“现在很重要的是5G的应用，5G的应用开发迫在眉睫，5G的功能是需要应用来实现的。所以，除了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要大力地开发5G应用以外，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参与5G的应用开发”，王建宙称。 其建议5G应用开发要循序渐进，“如果我们现在要全面马上推广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先易后难，现在我特别看好智能控制、智能物流、智能安防等等，这些项目现在开发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第四，探索5G经营的新模式。他认为，从1G到4G，移动通信都是以大众消费服务为主，而5G将是移动网络第一次出现行业应用的数量超过消费应用，“行业应用追求的是个性，强调的是量身定制。所以，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这种新的经营模式的目标是在满足企业个性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第五，要重视消费级的5G应用。王建宙提出两点，第一点，消费级的应用要扩大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第二，手机要创新。“5G手机不光是装上5G的芯片，不光是高的数据传输的速率，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功能”。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出席并演讲。 王建宙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5G建设可以拉动投资、消费，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移动网络的升级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最大的条件。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三大运营商一共建设了13万个5G基站。2020年中国移动计划建设的基站数是30万，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要建设25万个基站。而对比国外的建设进展，到2020年4月，有73家运营商在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5G商用，但大多数网络规模都比较小，其中有三分之一只能提供固定接入服务。 “我国现在的5G建设规模相当大，但与4G网络的规模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王建宙表示，到2019年年末，我国三家运营商4G网络的总数已经达到544万个。“我们还需要加快5G网络建设的进度“。 王建宙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支持运营商共建共享5G网络。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5G无线网络，中国移动与中国广电共建共享5G网络。这在其看来是一个“创举”，将成为移动通信建设的趋势。“我建议要制定优惠政策来支持运营商的网络共建共享”。 第二，鼓励垂直行业参与5G网络建设。企业对5G网络有特殊的要求，许多企业需要量身定制5G网络。所以，应创造条件来支持垂直行业，支持企业参与5G网络的建设，这也可以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解决企业特殊的需要。第二，可以加快网络的覆盖进度。 第三，大力推动5G的应用开发。5G网络正在快速地建设当中，5G终端也越来越多，而且价格在快速下降，换机潮预计很快就会出来。“现在很重要的是5G的应用，5G的应用开发迫在眉睫，5G的功能是需要应用来实现的。所以，除了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要大力地开发5G应用以外，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参与5G的应用开发”，王建宙称。 其建议5G应用开发要循序渐进，“如果我们现在要全面马上推广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先易后难，现在我特别看好智能控制、智能物流、智能安防等等，这些项目现在开发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第四，探索5G经营的新模式。他认为，从1G到4G，移动通信都是以大众消费服务为主，而5G将是移动网络第一次出现行业应用的数量超过消费应用，“行业应用追求的是个性，强调的是量身定制。所以，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这种新的经营模式的目标是在满足企业个性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第五，要重视消费级的5G应用。王建宙提出两点，第一点，消费级的应用要扩大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第二，手机要创新。“5G手机不光是装上5G的芯片，不光是高的数据传输的速率，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功能”。 [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黄奇帆指出，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有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的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这是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奇帆：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根据会议的主题，我就新基建、新机遇做个发言。 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所谓“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实验平台等等。在新冠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 （一）新基建和老基建有4个不同。与老基建相比，新基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从服务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而新基建如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是针对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点对点的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是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50、6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20年、3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 三是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有政府投资，有的虽然做了PPP，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己投，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了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 四是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二）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的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到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 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到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投资规模也将达到1万多亿元。再比如各地正在新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有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中心算是一个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所以，去年全世界就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元。 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至少要带动30到50亿个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万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超过2万多亿元。其它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投资也都将达到万亿级。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类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骨；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骨、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致于云的平台就形成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大脑反应速度、骨骼的健壮程度、四肢的操控灵活性等等。总之，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三）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者经济形态结合的，会产生颠覆性的改造作用。比如数字化平台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当然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益、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模式通常是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和增值业务赚钱等等。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链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40多万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在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有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的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这是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四）加快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到1840年前后，标志是由机器替代人类，那个时候大清王朝还处于沉睡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末，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我们也没跟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到2010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幸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让中国赶上了，但我们只是参与了，还没达到引领工业革命的前后。 202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有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11年中国授予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到世界的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了国外数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实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服务于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球创新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详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只是开了一个头，今后十年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美联储扩表给美元资产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保护中国境外资产价值和货币金融体系、国际支付途径安全。 为什么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方星海认为，首先是中国无论政府还是居民在境外持有的资产是巨大的，其中大部分资产都是美元资产。在美联储现在这样的货币政策导向情况下，美元资产的价值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美联储今年3月到5月到三个月里，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了7.1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9000亿美元。我们看历史，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很容易走向一种通过印钞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艰难的改革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问题的道路。所以，今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走向，我觉得恐怕也逃脱不了历史上的规律。”他表示，怎样保护我们自己的境外资产价值，跟人民币国际化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境外的很多资产以人民币存在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中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开放、金融发展，其实都受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在今后一段时间是不是会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在美联储这么一个货币政策的主导下，会不会有很多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不予以深刻思考的问题。”方星海表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不是安全，也跟人民币国际化有密切关系。 他还提到，中国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到国际上开展业务，主要是以美元来支付，走的是美元支付体系，这个支付途径是不是安全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身上，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 方星海表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不同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用外币去推进的话，恐怕势头也会受到一些制约。”（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黄奇帆指出，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在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奇帆：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根据会议的主题，我就新基建、新机遇做个发言。 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所谓“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实验平台等等。在新冠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 （一）新基建和老基建有4个不同。与老基建相比，新基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从服务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而新基建如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是针对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点对点的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是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50、6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20年、3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 三是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有政府投资，有的虽然做了PPP，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己投，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了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 四是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二）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的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到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 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到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投资规模也将达到1万多亿元。再比如各地正在新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有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中心算是一个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所以，去年全世界就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元。 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至少要带动30到50亿个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万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超过2万多亿元。其它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投资也都将达到万亿级。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类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骨；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骨、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致于云的平台就形成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大脑反应速度、骨骼的健壮程度、四肢的操控灵活性等等。总之，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三）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者经济形态结合的，会产生颠覆性的改造作用。比如数字化平台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当然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益、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模式通常是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和增值业务赚钱等等。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链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40多万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可以产生200亿美元。在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有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的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这是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四）加快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到1840年前后，标志是由机器替代人类，那个时候大清王朝还处于沉睡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末，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我们也没跟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到2010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幸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让中国赶上了，但我们只是参与了，还没达到引领工业革命的前后。 202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有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11年中国授予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到世界的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了国外数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实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服务于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球创新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详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6月22日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水到渠成”，还要考虑“未雨绸缪”。 关于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要自成一体，跟国际上有些国家交往，与另外一些国家脱钩的问题，方星海认为，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来是融合发展、互利发展。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我们抵御金融被人家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反过来会促进我们坚定地走融合发展的道路。” 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一向是遵循“水到渠成”战略，拔苗助长是不行的，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也要考虑未雨绸缪。 方星海表示，“恐怕应该把水到渠成和未雨绸缪更好地结合起来。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以后，如何加快国际化，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给我们提供的新机遇，这些问题都会有很好的答案。”（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并演讲。 方星海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今后外部金融压力时，需要提前谋划、绕不过去的课题。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上海率先推出作为起点，迄今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方星海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市场已经排名第五位，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排名第七位。2016年10月人民币成功加入了SDR货币篮子；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上海上线。 但他强调，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还只开了一个头，今后十年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他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我国政府、居民在境外持有巨量资产，而且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导向下，美元资产的价值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今年3月到5月，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9000亿美元。我们看历史，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很容易走向一种通过印钞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艰难的改革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问题这样一条道路”，方星海称，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恐怕也逃脱不了历史上的规律。因此，保护我国的境外资产价值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离不开的，如果我国的境外资产以人民币形式存在，就不会有上述问题。 第二，我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开放、金融发展都受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会否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会否有很多风险，是一个不可不予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第三，我国多数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开展国际业务，主要是依靠美元支付体系。但这套支付途径是否安全，值得担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身上，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 “我们都在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不同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主要都是用外币去推进的话，恐怕势头也会受到一些制约”，方星海强调，考虑到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国际压力，恐怕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做好准备。 对于有人担忧人民国际化是因中国要“自成一体”，方星海给予否认，“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来是融合发展、互利发展。如果说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的话，我们抵御这种金融被人家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反过来会促进我们坚定地走遵循融合发展的道路”。 方星海称，认同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战略，拔苗助长是不行的。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应该把水到渠成和未雨绸缪更好地结合起来。 “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以后，如何加快国际化，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机遇，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答案”，他说。 扫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新传媒于6月21日-23日举办以“重启全球信心”为主题的夏季峰会。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给出了个人见解。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同时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都会有助于人民币信心的提高。 周小川认指出，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还有些做得不足的地方，这些都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向前推进。这样不仅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对于整个国际合作有好处，也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地位、被自由使用的程度有好处。    [详情]

　　原标题：周小川：部分债务问题与疫情无关，要各找各的解决办法 记者 | 郝昕瑶 “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放在疫情框子里解决，还是要各找各的解决办法”，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6月22日在“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指出。 疫情之下，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负担加重的情况，在前不久的G2O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已经提出了缓债的计划，以减轻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周小川表示，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由于疫情加重的债务负担，缓债计划是有效措施之一。但是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全球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债务过重的问题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虽然疫情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但其中很多原因和疫情本身无关，因此，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放在疫情框子里加以解决。 他举例称，比如阿根廷债务问题和疫情本身并无太直接的关系，“还是要各找各的解决办法，针对各自产生的原因和病情，吃不同的‘药’，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同时，周小川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应该更加得到重视，G20这类国际机构应起到更大的作用。 当前全球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保护主义思潮有所上升，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停摆，WTO也面临某种程度的困境。以往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依靠外向型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今后可能也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他强调，上述问题需要各国高度重视全球性协调，即克服各种不利的因素，增强全球合作。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增强生产力。周小川认为，“困境中走出来的经验都是这些国家要创造生产力，要改革体制，要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融入全球化这个机遇来加以解决。” 在谈及“一带一路”建设时，周小川表示，各方在操作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非常重要。“包括各种会议、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也都是通过网络基础设施来实现的”。 谈到 “一带一路”当前的国际争议，他指出，疫情之下，”一带一路“的项目进度放缓、融资额有所减少，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疫情导致人们不能聚集，很多项目的人员、技术人员到不了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些因素都影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他也强调，过去讲基础设施，一般是讲实体基础设施，比如航空、机场等等，现在可能更加重视数字化网络的相互连通。 周小川认为，当下对“一带一路”发展也有利好条件——全球资金相当充裕，资金价格也比较低，是融资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对现有融资进行优化的好机会。 此外，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出现了储蓄率上升的现象。周小川认为，这些储蓄也在寻找能够使用出去的机会，以便能够适当的保值增值。“当然储蓄率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失业率可能有所扩大。多数国家看起来失业可能增长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有的国家有两位数的失业率的增长”，周小川表示，总体来讲，储蓄率上升对“一带一路”资金方面的支持是正面的。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周小川回应称，人民币国际化和其他货币在国际中的使用是互补的关系，尤其是美元。如果美联储的政策造成大家对美元信心减弱，会促使大家选择其他货币进行交易，给其他货币提供了机会。这首先涉及美国自己的经济稳定，会不会再出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也涉及到大国会不会运用货币对其它国家交易制裁，这些因素都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此外，周小川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全球资本流动问题，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式、方向以及程度会影响币种的选择。总体来讲，人民币国际化要逐步发展，而不能急于求成。[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中概股回归上市时，方星海表示，目前看来，二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主要选择香港市场。在其看来，这是因为香港市场的相关基础制度，包括减持、员工持股还有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的制度比较适合于中概股公司进行二次上市。 “A股市场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制度建设要跟进”，但方星海也强调，A股市场也有自己的优势，“市场规模大、交易活跃等等，而且这些（中概股）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在内地。我们的态度是，（二次上市）这主要是公司自己的决定，中概股公司愿意到哪里上市，我们都乐观其成”。 [详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6月22日举行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众多国际机构投资者聚集香港，他们的投资行为很多是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于内地A股市场，所以，香港有关方面对在香港推出基于A股的衍生产品也非常积极。“我个人认为这项诉求有它的合理性。” 他表示，“首先，这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需要有基于A股的衍生品来管理投资风险。另外，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通过香港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境外的资金还是会非常多，也是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渠道。既然这样，如果说香港的机构投资者有更好的风险管理手段，也会更有助于他们把更多资金投入内地资本市场。所以，对内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一件好事。” 方星海表示，“无论是从香港本身的发展，还是从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香港基于A股的金融衍生品是情理之中的事，应该予以支持。”（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新传媒于6月21日-23日举办以“重启全球信心”为主题的夏季峰会。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视频中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恢复生产、提振经济的表现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稳定源泉。 陈四清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暴发后往往面临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挑战。有的国家民粹主义盛行，政治计划严重，阻碍了全球合作，影响了国际政策协同合力的发挥，跨国企业将受到更大的政治压力。适当缩短多国参与的供应链，提高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将继续抬头，但不改变全球发展振兴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详情]

　　 “2020财新夏季峰会”于6月22日-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并演讲。 方星海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今后外部金融压力时，需要提前谋划、绕不过去的课题。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上海率先推出作为起点，迄今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方星海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市场已经排名第五位，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排名第七位。2016年10月人民币成功加入了SDR货币篮子；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上海上线。 但他强调，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还只开了一个头，今后十年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他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我国政府、居民在境外持有巨量资产，而且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导向下，美元资产的价值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今年3月到5月，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9000亿美元。我们看历史，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很容易走向一种通过印钞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艰难的改革来解决自己国家内部问题这样一条道路”，方星海称，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恐怕也逃脱不了历史上的规律。因此，保护我国的境外资产价值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离不开的，如果我国的境外资产以人民币形式存在，就不会有上述问题。 第二，我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开放、金融发展都受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会否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会否有很多风险，是一个不可不予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第三，我国多数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开展国际业务，主要是依靠美元支付体系。但这套支付途径是否安全，值得担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身上，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 “我们都在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不同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主要都是用外币去推进的话，恐怕势头也会受到一些制约”，方星海强调，考虑到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国际压力，恐怕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做好准备。 对于有人担忧人民国际化是因中国要“自成一体”，方星海给予否认，“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来是融合发展、互利发展。如果说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的话，我们抵御这种金融被人家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反过来会促进我们坚定地走遵循融合发展的道路”。 方星海称，认同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战略，拔苗助长是不行的。但在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应该把水到渠成和未雨绸缪更好地结合起来。 “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以后，如何加快国际化，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机遇，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答案”，他说。 [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22日消息， 财新传媒于6月21日-23日举办以“重启全球信心”为主题的夏季峰会。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视频中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恢复生产、提振经济的表现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稳定源泉。 陈四清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暴发后往往面临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挑战。有的国家民粹主义盛行，政治计划严重，阻碍了全球合作，影响了国际政策协同合力的发挥，跨国企业将受到更大的政治压力。适当缩短多国参与的供应链，提高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将继续抬头，但不改变全球发展振兴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新传媒于6月21日-23日举办以“重启全球信心”为主题的夏季峰会。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视频中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恢复生产、提振经济的表现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稳定源泉。 陈四清指出，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挑战，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素，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企业从代工到研发，从制造到创造历史性改变，将有助于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互协调，为稳定国际产业链，实现全球经济良性循环，做出新的贡献。[详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6月22日举行的2020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加强。“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情绪。” 他表示，证监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这方面的策略，“易会满主席不久前在陆家嘴论坛上也已经表明了证监会的态度，我们坚决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方星海认为，在面临一些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自身已经做出了一些决策，已经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表示出了乐观的态度。“比如，两星期之前MSCI宣布把它有关亚洲的市场指数的衍生品集体从新加坡交易所转到香港证券交易所。这就是一个市场自己的选择，政府没有任何干预，至少中国证监会没有任何的干预。” 关于MSCI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方星海表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香港在股权衍生品方面本来就很发达，在股权衍生品品种和交易方面，有很好的基础。MSCI看到了这个基础，觉得把产品转移到香港会更有利于这些产品的运作。另一方面，香港聚集了亚洲地区最多的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投资于股权的机构投资者在香港非常多，他们的投资行为非常活跃，这些股权类的衍生品主要是为他们设计。MSCI觉得产品移到香港以后，市场交易会更活跃。 他还提到了中概股回归。“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一些很具有成长性、质量很好的公司都在纽约上市，而且往往纽约是它唯一的上市地。新情况下，这些公司感到有必要有一个第二上市地。这些都是公司自己的选择，我们也非常支持公司这样的选择。这些公司第二上市地主要是选择在香港，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呢？也是市场自己选择的结果，因为香港关于第二上市的相关制度比较完善。香港作为亚洲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跟内地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都非常有利于香港吸引这些中概股公司来做第二次上市。” 方星海认为，综合以上因素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非常稳固，国际金融中心很有吸引力。“市场自己的一些选择已经放在这里。”（新浪财经 刘丽丽）[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