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经济学”是时候谢幕了

　　“丈母娘经济学”是时候谢幕了

　　张林

　　中国的结婚率下降速度着实过快，粗结婚率已经从1988年的17‰下降到2018年的7‰，并且仍在加速。而在结婚意愿的调查中，代表女方家庭的丈母娘坚持“无房不嫁”等经济要求，成了男方结婚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

　　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婚姻的作用之一是分担个体的经济风险。既然婚姻是由男女双方共同组成生产单位以分担经济风险，那为何偏偏是由丈母娘来充当“婚姻风险守门人”？

　　原因之一，婚姻失败带给女方的损失更大。尤其是在农村，女性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出嫁后土地和房产归兄弟所有，一旦离婚回家就要面对与嫂子、弟妹之间的经济矛盾。即便是在城市里，无论从社会观念还是社会现实来看，离异后的女性更难再次组建家庭。按照经济学中所讲的一般道理，承担风险损失更大的一方有更大的激励来控制经营风险、评估担保价值。

　　原因之二，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带来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自然状态下的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应在1.02至1.07之间，而中国人口的该统计早在1986年就超过了这一区间，并在1996年之后的20年里保持在1.2左右的高位。

　　性别失衡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大增。2015年，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给了一篇于2011年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该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以及房价的不断提高，主要是源于男性家庭不得不靠增加储蓄、购买婚房等手段来“打动丈母娘”。这就是“丈母娘经济学”的来源。

　　按照上述论文的观点推论，由性别失衡带来的“丈母娘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相当正面的含义：它鼓励男性增加储蓄，而高储蓄率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购买房产的需求有助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婚姻市场的竞争鼓励着男性群体充满奋斗精神。

　　但实际上，同样是亚洲地区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及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同样受益于较高的储蓄率，而且并未出现性别失衡的状况。储蓄率的高低总体上取决于消费文化。欧美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外贸、投资以及消费驱动，即便储蓄水平很低，也可以依靠发行股本、举债借贷来融通资本，并通过不断提高消费来拉动经济。这些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并不受性别比例影响。

　　另一方面，只要恩格尔系数降到30%附近，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便主要表现为资产的差距。尤其是随着资本要素的不断充裕、金融深化带来的货币膨胀，无论男女，对于持有房产及股票等资产的需求是普遍上升的，资产价格上涨与性别比例的关系也不大。而一般由男方准备婚房，和亚洲地区财产继承“传男不传女”的社会习惯相关，它给男方带来了更好的经济基础。

　　可以说，将“丈母娘经济学”与提高储蓄率及房产需求，并由此拉动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是颇为牵强的。至于婚姻市场的竞争可以鼓励男性群体发奋图强的推论，也是值得商榷的。随着经济基本面的稳定、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无论何种性别，在社会阶梯上升途中的竞争程度都是在不断加强的。

　　于是，赋予给“丈母娘经济学”的所有正面解读都禁不住一一推敲和分析，它不过只是性别失衡的间接表达，而性别失衡却有着非常负面的后果。

　　城里皆剩女，村中多旷夫。在城市里，性别失衡带给“丈母娘”很大的议价权，不仅使得男性感觉“娶不起”，也加深了女性群体的“不愁嫁”观念。结婚年龄的推后以及低结婚率的结果，表现为生育率的迅速降低，这在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城市恰恰是社会化生产生活的载体，没有了人，社会的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在乡村里，“过剩男性”往往是和低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又可能会引发潜在的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丈母娘经济学”也有可能引发对抗性的家庭后果，当男方为婚姻支付了足够高的成本时，男方家庭对女方的要求也较高，从而增加了更多的婆媳矛盾。

　　最终，性别失衡带来了低结婚率与高离婚率的并存，并且可能由此衍生其他的社会问题。而对那些面对高婚姻成本、高竞争压力的男性年轻人来说，“丈母娘经济学”似乎又是一个最好的情绪出口，岳母最终成了性别失衡问题的替罪羊。无论从正面看还是反面看，“丈母娘经济学”的说法和内涵不但有意无意的遮掩了性别失衡本身的危害性，也转移了问题本该聚焦的重点。

　　当然，社会本身其实有一定的纠偏能力。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下一代是男孩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时，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本身就会逐渐瓦解。事实上也是如此，当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后，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在2017年便迅速恢复到了自然区间以内，这可以视作自发的社会秩序对“丈母娘经济学”的回应和反弹。

　　其实在当代社会，能用经济学解释的东西越少，这个社会就越文明。“丈母娘经济学”是对人口现象的一个糟糕理解，它是时候谢幕了。

　　作者为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