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宅基地交易全国推广将影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宅基地交易全国推广 将影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章铮

　　乡村宅基地交易的试点正在稳步推进，媒体上已经可以看到多篇有关报道。

　　笔者认为，在将试点经验全面推广前，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一件事：对宅基地交易推广后可能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评估。预先评估的理由是，相对于全国来说，试点所涉及的几十个县农民工数量有限，不会影响大局；但若将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就可能对整个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宅基地交易会大幅度提高乡村住房开支

　　2017年，中国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为882.2元，其中，平均造价最高的浙江省为1464.5元，最低的甘肃省为602.7元。同年，全国每平方米商品房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为7614元，扣除包括在住宅中的别墅与高档公寓后，平均销售价格为7365元，远高于农户竣工住宅的平均造价。

　　农户住宅便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村组成员，乡村居民可以几乎免费获得宅基地。如果宅基地不是分配，而是通过交易购买的，那么，农户新建住房的开支中，将增加购地费用。农户建房开支将因此增加多少，笔者根据媒体报道的案例估算，对全国农户而言，宅基地交易将使农户住房造价提高50%左右。

　　推广宅基地交易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在全国推广宅基地交易，允许农户在县域（甚至更大范围内）购买宅基地，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理由有三条。

　　第一，农民工现有工资水平，是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形成的。

　　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非技术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条件下，用工方之所以愿意招募农民工，除了用工灵活、可以专门使用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民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生活水平与开支（包括房价）大大低于城市。农民工的家属留在家乡，家庭用房也建在家乡，乡村的低生活成本使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即劳动经济学中所说的保留工资）远低于城镇户籍职工。北京大学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一直徘徊在大约相当于城镇正式职工工资50%~60%的水平。直到今天，这一比例仍然维持不变。

　　2004年以来，农民工相对缺乏，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开支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从2005年的334.4元，增加到2017年的882.2元。同样按每户住房200平方米计算，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开支就从6.7万元增加到17.6万元。再如，2004年还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的智能手机，今天已经成为农民工工作和消费中的标配。

　　因此，在现有工资水平下，平均来说，农民工几乎不可能通过节衣缩食，把购买宅基地的费用省出来。

　　第二，购买宅基地建房，是收入较低农民工的刚性开支。

　　若想获得新住房，农户有三种办法。一是在集体免费分配的宅基地上建造，二是在买来的宅基地上建造，三是直接购买商品房。

　　采用分地建房的办法，农户只需要出建房费用（包括建材及人工），经济负担最轻。但中国乡村分配宅基地大多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如果村民小组位于交通与非农就业不便、远离公共设施（如小学或幼儿园）的偏僻地区，则新房带来的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采用购买商品房的办法，农户可以按照自己对交通、就业、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偏好，在不同的地区和城市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住房。但商品房的价格中不仅包括了建房费用，还包括了地价、税费、开发商的成本和利润，因而其销售价格是分地建房开支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是商品房售价最低的内地县城，也需要3000元~5000元。

　　通过宅基地交易买地建房，其利弊介于上述两种办法之间。由于多出了购买宅基地的费用，每平方米住房的开支为1500元~2000元，要比分地建房贵500元，但比进城买商品房又低得多。由于宅基地交易可以跨组、跨村、跨镇、在县级单位内进行，因而与分地建房相比，买进宅基地的农户在交通、就业、配套措施等方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2016年，全国工作与居住都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即进城农民工）中，已购买商品房只占16.5%；同时，户口在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城郊或城中村、不需要另行购买宅基地的农户，大约占全国农户的10%；即使把今后几年内有可能购买商品房的农户也算上，全国农户中，不需要购买宅基地的农户也占不到一半。可见，宅基地交易一旦在全国推广，为建房而买地会成为一大部分农户的刚性开支。

　　第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非技术工作。最迟从40岁开始，这类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先慢后快、逐步下降，因而50岁（或60岁）以上的农民工，就因年老体衰而成为城镇用工方最不欢迎的农民工群体。

　　前些年农民工工资的温和上涨，是因为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当这种供不应求从青年农民工扩展到中老年农民工时，就会推动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

　　制造业“机器换人”确实在逐步减少农民工需求，但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如快递、外卖、家政）更多地增加了农民工需求。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如何，只要用一个指标就可以判断：每年新增农民工中，50岁（或6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的比重。

　　从大约5年前开始，农民工供求形势巨变。2016年与2013年相比，50岁以上农民工共增加1321万，超过了同期中国全部农民工1277万的增加量。2017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81万，同年，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711万，其中60岁以上的增加了222万，占同年50岁以上新增农民工的近1/3。这意味着在城镇现有工资水平下，能够成为农民工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已接近枯竭，从而为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创造了前提。

　　近来媒体上有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开出万元月薪、北京月嫂工资普遍上万元等报道，极可能是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的预兆。

　　建房开支与工资“双增”意味着什么

　　买宅基地建房，农户建房开支大幅度增加。如果农民工的工资也相应增加，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哪里建房选择余地增加外，农民工还能得到什么？

　　笔者认为，建房开支与工资“双增”将使一部分在家乡照看老幼病残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有利于减少乡村留守人员、促进农民工家庭城镇化。

　　中国现有1.6亿~1.7亿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比例，多年来维持在略高于20%的水平上，其余1亿以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就业在城镇、家属留乡村”。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双低”——乡村低建房开支加低日常消费开支、农民工低工资收入——有关。在“双低”条件下，农民工的选择就只能是：自己工作在城镇、家中的老幼病残留乡村，自己进城住宿舍、家庭用房建在乡村。

　　留在家乡的老幼病残需要有人照看，因而外出农民工家中的劳动力不得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城工作，另一部分留在家乡乡村照看老幼病残。

　　有些乡村经济比较发达、非农就业岗位较多，留在家里的劳动力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看家属；但也有不少乡村地处边远、经济不发达，留在家里的劳动力除了照看家属外和干少量农活外，大部分时间没活可干。但如果这些劳动力带上所照顾的老幼病残进城，一方面城镇生活开支远高于乡村（包括增加的房租），另一方面为了兼顾照看家属，这些劳动力的收入远低于把家属留在乡村、可以没日没夜加班的那些农民工。比较收支的结果是，这些劳动力与其进城，还不如留在家乡，专门照看老人孩子。

　　如前所述，推广宅基地交易会使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双大幅度上升。建房开支大幅度上升，则“家属留乡村”的开支大大增加，城乡生活开支差距缩小；农民工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原来留在乡村的劳动力带着所照看的老幼病残一起进城，经济上就不再得不偿失。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增”的结果，是一部分农民工家庭有意愿也有经济能力城镇化。

　　之所以强调“一部分农民工家庭”，理由是：首先，农民工内部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其中农民工最高20%收入组的月均工资已经达到8823元。工资的大幅度上升会使原来收入相对高、但仍进不起城的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具备进城落户的经济能力。

　　其次，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照看的程度和花费不一样。3岁以下的孩子只能由家人整天看着；3~6岁的孩子可以送非义务教育的幼儿园，但开支不小；6岁以上孩子上的是属于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经济负担较轻，看护者可以有较多时间工作挣钱，因而家有学龄孩子的乡村劳动力更有可能或举家一起进城，或在家乡县城买房或租房、让照看孩子的劳动力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增”有利于农民工城镇化，但对其他阶层有不利影响。如前所述，免费分配宅基地降低了乡村建房成本、进而（与农民工供过于求一起）压低了农民工工资。低工资一方面增加了用工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产品与服务。这意味着企业与消费者分享了乡村免费宅基地带来的利益。

　　反之，推广宅基地交易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后果，也会分摊给企业和消费者，特别是产能过剩、产品无法涨价行业的企业，以及所在行业因不景气而减员、生活开支因还房贷而很难下降的一部分城镇居民。如何在推广宅基地交易、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需要及早考虑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