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治制度 导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

　　晚明政治制度 导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

　　张居正、万历、魏忠贤

　　与历史人物的功过

　　第一财经：张居正是晚明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晚明史》到《重写晚明史》，你对张居正的评价有什么变化？

　　樊树志：有一次我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完了主持人问我，张居正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这个观点。

　　我的态度是他好的地方说他好，不好的地方说他不好。《重写晚明史》里新增了他关于学校和考试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不许学生议论国家大事，关闭民间书院搞文化专制，我就批评他了。他为什么这样呢？不允许别人对改革说三道四，因为反对他的人很多。另外我还很详细写了他如何玩弄手腕，和冯保一起把高拱搞下台。张居正这个人“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政治家往往都是这个问题。

　　但也要肯定他对明朝历史的贡献。张居正死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他这么能干的内阁首辅，如果能再出一个张居正，明朝不见得会灭亡。但是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那种力挽狂澜的水平。张居正以后的内阁首辅都不行，虽然他们不见得是坏人。比如申时行，还是正派人，但是没有魄力。

　　第一财经：所以你是有感于“世间再无张居正”，在《重写晚明史》时对他描述明显增加？

　　樊树志：对。“世间再无张居正”是黄仁宇的话，黄仁宇这个人真是有才，有思想有文采。比方他写海瑞，模范的典范。海瑞这个人其实很古怪，有道德洁癖。但是海瑞不满意张居正，张居正也不喜欢他，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海瑞都不出来做官，张居正死掉以后申时行才把他提出来，让他东山再起。所以很多历史事件很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赞成张居正改革的是“好人”，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就是“坏人”，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财经：你对万历皇帝的评价，跟以前写《万历传》和《晚明史》时相比，也不一样了吧？

　　樊树志：这次写万历皇帝，主要在《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本书中。与20多年前写《万历传》时相比较，深度和广度肯定不一样了，读史和阅世的眼光也有很大的提升。这个历史人物也是很复杂，不能因为他后半生的事情就把他前半生否定了。

　　万历皇帝晚年多病，给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实他也有前辈或后辈不及之处。我是肯定万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有贡献，他和张居正联手缔造了万历盛世。当时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很多，万历皇帝都是100%支持张居正，没有二话的。而且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规矩要回原籍去守制27个月，但万历皇帝让他在官守制不要回去，因为如果一走的话改革就半途而废了，皇帝态度很明确的。要是没有万历皇帝再三挽留，他就回去了呀，改革肯定就推翻搞不成了。张居正下面的张四维和申时行，虽然都是他提拔起来的门生，但张居正一死马上和张居正切割，就是搞温和政治。

　　第一财经：我注意到魏忠贤的经历也写得更详细了，尤其是提炼出他如何上位的“三部曲”。

　　樊树志：魏忠贤之前，大太监刘瑾也是专权特别厉害，当时人说“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意思是皇帝坐在龙椅上，他站在后面，人家给皇帝磕头等于拜他了。但魏忠贤比刘瑾更厉害，皇帝就是他手里的傀儡，当时他被称“九千九百岁”，跟“万岁”没有什么差别。魏忠贤如何搞个人崇拜，我是花了大量篇幅来写的。一方面是写魏忠贤的个人野心，另外一方面也在揭露晚明官员的无耻嘴脸，拍马溜须、丧失原则，从中央内阁首辅起到六部大臣、地方总督、巡抚全是这样子，只有极少的人没有，士大夫的气节荡然无存。否则，没有从上到下的捧，他怎么会成为“九千九百岁”呢？而且还叫“九千九百岁爷爷”。当时内阁首辅顾秉谦比魏忠贤大了18岁，为了巴结魏忠贤想给他做干儿子，还讲“你不愿意收我这个白头发的人做儿子，那么让我的儿子做你的孙子好了”，这样他还是儿子嘛！这可是内阁首辅说的话！

　　当时还有个国子监生，对魏忠贤谄媚唯恐落后，竟然向天启皇帝提出，让魏忠贤从祀孔庙，魏忠贤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简直是个人崇拜到极点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个人崇拜不稀奇，但崇拜一个太监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还是个文盲无赖，吃喝嫖赌样样有，这就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令人愤怒的是，当时官员从上到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人心、道德堕落到什么地步。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治黑暗到什么程度呢？锦衣卫对反对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等人施加的极刑，残酷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写作《重写晚明史》时，我也花了大量笔墨来写他们的受刑过程。以前是不可能这样铺开来写非常阴暗的东西的，现在我要如实地展现历史。

　　明朝亡于“制度腐败”

　　而非“银荒”

　　第一财经：《重写晚明史》很强调把晚明史纳入全球化视野下写作，但是除了第一部是讲全球化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思想文化变化，后面四部又都转回晚明王朝内部政治史，一直写到明朝灭亡，似乎并没有体现“全球化视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樊树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在后记里也讲了，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没有把内忧和外患消灭于无形的能力，王朝终将走向末路。后面几卷就是要论证这一点，因此导论里讲了全球化，后面不可能再讲了。

　　其实万历皇帝对外部交流是很敏感、很接受的，这在皇帝里面很少见。通过《利玛窦回忆录》等域外史料，可以看到他开放和宽容的形象。当时利玛窦千辛万苦到达北京后，虽然万历没有直接和利玛窦见面，但批准他进京，利玛窦送的礼品都收了，包括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自鸣钟，还评价耶稣说“这就是真正的活神仙”。他也派太监去传教士那里打听欧洲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万历皇帝很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后来清代的皇帝那么反感。但是到了崇祯皇帝时，忙于内忧外患，不可能再去关注西方世界，也没有这个精力关注对外交往，所以明朝错过了全球化的大好形势。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财经：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上，你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认为根源在万历皇帝。但还有一种说法是《白银资本》作者认为的，随着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量减少，银钱比价崩溃，导致经济危机、自然危机和人口危机，最后叠加为明朝历史大转折。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樊树志：这个观点比较陈旧，不是新的东西，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弗兰克《白银资本》这本书，不止晚明这几十年，而是长达两个半世纪，全世界的白银货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流到了中国。另外我还看到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从晚明一直到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对于中国来讲贸易都是出超的，中国的白银是大量流入的，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多次大量赔款，中国才开始大量白银流出去，所以《白银资本》中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晚明到清朝前期这两个多世纪，全世界白银货币流入到中国来，是所谓的“体外循环”，就是不是财政收入，因为民间贸易发达，丝绸、棉布、瓷器卖出去，比方说一直运到美洲去了，从墨西哥运回来到中国，就是一船银币再来买中国的商品，银币就到中国来了，所以不存在银荒的问题。以前在全球化贸易之前，中国白银是缺乏的，中国卷入了全球化贸易以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来大量白银，直到清朝前期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最近国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财经：晚明史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是，当时中国经济世界领先，但工业革命却兴起于欧洲，自此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有人认为主要是当时中国政治制度不鼓励企业家行为，才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使得政治制度发生飞跃性变化。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樊树志：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了，关键是帝国的体制疏忽了这一点，并不是中国的商人没有这个本领。因为中国商人到了海外，他们马上就发展起资本主义，但是在本国不行，因为帝国体制已经控制了，不让他们发展起来。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我也同意。中国当时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是政治制度问题。

　　第一财经：说到晚明政治，你提到一个词叫“制度腐败”。

　　樊树志：我特别强调“制度腐败”，或者叫做“制度性腐败”，在书里面多次提到，这是晚明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比如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税太监，就是“制度性腐败”。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皇帝要从开矿和收税来增加自己的小金库，派的太监个个都是贪婪之徒，收来的钱90%留到自己腰包里，只给皇帝10%。这个小头是微乎其微的，对皇帝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把整个明朝经济元气伤掉了，得不偿失的事情，这就是“制度性腐败”。

　　还有魏忠贤的专权也是“制度性腐败”，所以写作《重写晚明史》时我把这一章标题改成“三位一体”。如果仅仅是魏忠贤和客氏勾结起来搞专权，没有得到天启皇帝的授权和默认，是搞不起来的，必须是皇帝默认，或者是皇帝重用他，才能够搞成。这种“制度性腐败”到了崇祯年间，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内忧解决不了，外患也解决不了，两边作战两边失败，原因也在于制度性的腐败。

　　这个问题一直到李自成进入北京，为什么40天就逃了？也是制度性的腐败造成的，我写了大量这方面的历史细节。《重写晚明史》第五卷，引用了英国思想史家阿克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来谈李自成的失败。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