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开始就想年入十万 结果办了中国最大饮料企业

　　宗庆后：娃哈哈的改革

　　洪宇涵

　　直到如今，娃哈哈的总部依然选择在杭州市清泰街160号，尽管这栋有些复古的六层小楼早已容纳不下娃哈哈的所有业务了，但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还是舍不得搬家，“这里的地段挺好的，”宗庆后对记者说。

　　1987年，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就在这里开张。茨威格在其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当年42岁的宗庆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当时那个校办企业一年也就四五千营业额，但我说我要赚十万块。”宗庆后谈到。

　　如今，娃哈哈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而年过古稀的宗庆后仍然这家企业的掌门人。他每天6点起床上班，晚上11点下班，“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还经常住在办公室。宗庆后说，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焕发了生产力，他还要再干20年，把娃哈哈建成百年老店。

　　承包经营部

　　1986年2月，75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前往温州后写下了《温州行》，费孝通在这篇又名《小商品大市场》的论述中对温州模式的定义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是从所有制视角来定义模式，而是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角度来作定义的。但这篇鼓舞了温州人民顶住各种压力继续锐意改革的文章在一年后也影响到了300公里外的杭州。

　　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开始公开招标承包。文教局要求承包人当年上交4万元利润。

　　1978年进入校办企业的宗庆后觉得这是摆脱以往命运的唯一机会。“我干吧，不过当年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宗庆后在会上承诺。宗庆后1945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父亲曾是南京政府的一名小职员，这样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厄运。中考时，他因“家庭成分”不好而无法报考师范学校。此后他便开始四处讨生活。

　　1963年，宗庆后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先去了被称为“舟山西伯利亚”的马目农场，一年后又去了绍兴茶场。宗庆后在这两个农场一共干了15年，家人们一度做了他回不了杭州的打算，打了一套家具给宗庆后送了过去，好让他在那边成家。

　　1987年5月1日，宗庆后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与文教局约定：第一年上交利润10万元，第二年20万元，第三年30万元。文教局划给宗庆后一块办公场所，是清泰街160号一个50平米的旧房子。

　　但宗庆后很快意识到，凭借经销部现有业务显然难以完成经营任务，快到夏天时，他启动冰棒项目。供应商送来货以后，宗庆后和另外两名女同事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货转移到冷库。客户要货时，他们又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货从冷库里取出，装到保温箱，然后蹬三轮送过去。

　　冰棒项目的成功为经销部打响了名头，宗庆后又开始销售“中国保灵”生产的口服液，产品销量非常好，口服液很快就卖脱销了。为了解决产能问题，宗庆后向中国保灵提议自建生产线，为后者进行代加工。中国保灵当时没有扩充生产线的计划，便答应了宗庆后。7月4日，宗庆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生产企业——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11月底，食品厂就建成了一个超过300平米的灌装车间，日产口服液1万盒。

　　创业一周年时，宗庆后拿出了一份漂亮成绩单：全年销售总额436万元，上缴利润22.2万元，净资产800万元，旗下公司3家，员工130人。

　　兼并罐头厂

　　在随后3年里，宗庆后定下了“娃哈哈”这个名字，并以一款儿童口服液大获成功。但由于这款口服液销量太猛，娃哈哈的产能不足。当时，娃哈哈总部门外排满了前来提货的车队，有时甚至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有一些人还倒卖起了提货的批条。市场很饥渴，如果不能予以快速满足，那么以前打下的江山将得而复失。对于宗庆后而言，临时自建厂房不是一个可行之策，因为仅审批项目就会旷日持久。最好的办法是去兼并一家经营不善的同类大厂，然后对其进行“娃哈哈式”改造。

　　杭州罐头厂（杭罐）是一家拥有2200名员工的大国企，曾经是“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业务以外销为主。由于西方制裁中国，杭罐失去了订单，导致产品大量积压，负债快速攀升。娃哈哈则急于兼并杭罐，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市政府给出的并购条件是：娃哈哈以现金8411万元整体并购杭罐资产，同时接收原企业的500名合同工。

　　“不用只是500名，原来的2200名员工我都要了！此外，我承诺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绝不拖欠贷款银行。”宗庆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并不被当时的娃哈哈人认同，因为收购一家背负几千万债务的亏损企业，用的是娃哈哈几年来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而更感到委屈的，是杭罐的员工，他们觉得娃哈哈没有资格兼并杭罐。在市政府发布消息的当天，杭罐人甚至闹了起来，在会场上一边哭一边骂。

　　宗庆后还记得步入杭罐的情景，充满火药味工人被召集了起来，他们并不欢迎这位杭罐的接手者。“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救你们的！”这是宗庆后发言后的第一句话。随后他补充道：“没有人能够救杭罐厂，除了你们自己，2000多名杭罐人。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请做对你们最好的一个选择。”三句话之后，杭罐人开始静静倾听这位新老板的发言，并希望从中看到脱困之道。“我当时主要说了三件事情，”宗庆后对记者说，“一个是到底谁大谁小，第二说会留用原有工人，当然表现不好肯定是要动，表现好的话还可以提拔，第三个员工的收入会增加，这三件事情鼓掌通过。”宗庆后还向全体员工分析了杭罐的问题、娃哈哈的发展，以及娃哈哈亟需扩充产能的现实，并让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好好干的人从中发现机会。最后，他承诺先给全体员工发三个月的奖金，同时不撤换现有的干部，但三个月后全凭业绩说话。一场大会，千人归心。这之后，宗庆后带领“杭罐人”用28天拉起了娃哈哈口服液生产线，三个月后，“杭罐厂”扭亏为盈。

　　在宗庆后通过销地产解决了物流问题，通过联销体解决了资金流问题后，娃哈哈飞快地成长起来。这时的宗庆后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他希望能够借助全球顶尖企业的力量让娃哈哈更上一层楼，这一次他选择的合作伙伴是当时世界第六大食品制造商达能。

　　1996年2月，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香港百富勤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其中，娃哈哈持股49%，达能持股35.7%，其余股份归属香港投行百富勤。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一切都是宗庆后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投资了娃哈哈后，达能还投资了娃哈哈的好几家竞争对手。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香港百富勤破产，达能则趁机收购百富勤持有的合资公司股份。如此一来，达能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就攀升至51%，实现了绝对控股。在这之后，它更加不管不顾地大举收购娃哈哈的竞争对手了。

　　由于缺乏投资，娃哈哈产能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宗庆后要求达能扩大投资，达能则回复：发展代加工厂才是唯一出路，当然，它允许代加工厂使用“娃哈哈”的商标。无奈之下，宗庆后只好发展代加工企业，主要投资来自娃哈哈的职工持股会，而达能默许了这种模式。

　　但到了2005年，达能派来的新董事长范易谋要求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商标彻底转让给合资公司，而且要求清理那些非合资的代加工企业。“娃哈哈”商标的所有权一直属于娃哈哈集团，只不过允许合资公司使用；非合资的代加工企业则是娃哈哈人的共同财产。范易谋所谋夺的是全体娃哈哈人的利益，这把娃哈哈人彻底激怒了。

　　不久，达能将宗庆后告上法庭，而且是在全球各地，理由是宗庆后曾在一份有关非合资公司的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上签字，事后又反悔了。达能不但告了宗庆后，还告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范易谋甚至扬言，“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那一年宗庆后61岁，此前从未遭受如此折辱的他决定跟达能“拼了”，宗庆后说就是打到破产，也要把官司打下去。在这之后，宗庆后开始自学法律，并组织了庞大的应诉团，与达能在全球各地仲裁庭和国内各大媒体上博弈。他坚信自己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有道理的。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宗庆后在全球各地参与了七八十场诉讼，并最终取得胜利。不过，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光是诉讼费，他就花去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2009年9月30日，达能决定与娃哈哈“和解”，将所持合资公司股份悉数出售给娃哈哈集团，“达娃之争”宣告结束。

　　与达能“离婚”之后，娃哈哈再次走上高速增长道路，如今更稳坐“中国最大饮料巨头”宝座。尽管娃哈哈的经销网络已渗透到全国各个地区，在宗庆后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最多的还是地图，他说现在出差的频率会少一些，“一年之中只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了。”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在1992年和2002年各有一次当众流泪，当时都是刚好受到了政府嘉奖。为什么受到政府的嘉奖对你这么重要？

　　宗庆后：因为娃哈哈以前是不被认可的，而且我本来就不会拍马屁，我们按照市场经济在做，有事情自己想办法，当时也很少去汇报，所以他们感觉我不听话。但是后面就被认可的，因为做出实际业绩来了，我们发展很快，第一年产10万块，第二年一百多万，第三年就七百多万了，是跳跃式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毛选》对你影响很大，《毛选》对你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宗庆后：我认为毛泽东在管理上军事上还是有一套的，所以你看了以后会用他的一些管理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美国的理念就是把你算得很细致，每道工序需要多长时间都给你卡死了，日本有日本人的管理方法，也差不多的，但毛泽东的这个管法就是特别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比较活，不像外国人比较死板，拐个弯都难。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死板好是拐弯多好？

　　宗庆后：当然是有活力比较好，有创新。1992年后改革开放才开始提速，二十几年就可以发展这么快，主要就是生产关系的改变焕发了生产力。你说土地人民公社的话，干活就没有积极性。那个时候农民是占了大头的，三分之二是农民，也养不活着中国这点城里人，甚至他自己都养活不好，什么都要票。后来土地承包制推行，种多少都是自己的，积极性一调动起来什么都丰富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鼓励让我们老百姓创业，赚来都是自己的，这就有点钱了，所以经济发展快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是改革开放40年里中资企业和外资间非常著名的一场纠纷。当时国内企业对外资是很推崇的，双方为什么会产生矛盾？

　　宗庆后：改革开放初期，有不少中国企业在引入外资的时候连经营权都交出去了。我们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已经借鉴了一些经验了。开始我们就定了四项原则：经营权在我们这；商标也必须在我们这；不能解雇员工；继续支付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当时退休工人是企业发退休工资的。达能方面答应了，我们才达成了合作的事项。后来最主要的矛盾是我们要发展，但是他们并不支持。我们比他们更加了解国内市场。而且他们想要以低价并购娃哈哈和其他一些非合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对引进外资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的？在跟达能有过一段不是那么顺利的合作后，你觉得国内企业在引进外资时应该注意什么？

　　宗庆后：实际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确实把中国制造业带起来了。尽管它没有给你核心技术，你生产的还是中低档的产品，但毕竟来讲也是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为了一个成制造业大国。我觉得跟外资合作的话，首先经营权要拿在自己手里，第二个商标权拿着，第三个人事权也要窝在自己手里。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平等互利地去合作，因为没有人会白送你好处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现在还是有改革红利可以继续挖掘吗？

　　宗庆后：我认为是有很多改革红利可以挖。我们改革就是要搞活的，如果管死的话这经济就下降了，那么现在关键是改革中央已经很明确，现在需要提高老百姓收入，拉动内需，这样经济才可以继续高速发展。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消费不起来，教育、医疗、住房都那么贵，有点钱也不敢用，这些问题长期不解决的话也是对社会的不稳定。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在你的创业史里，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地方吗？

　　宗庆后：遗憾也没遗憾，所谓遗憾的是你的目标太高，没有得到会感到遗憾。我也没有高于当初所想的，我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你一开始就定很高的目标，到时候肯定实现不了。我开始也没有说我要办个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我当时就是说一年能挣十万块钱。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