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企业资金链不断裂

　　原标题：刘尚希：最重要是保障企业资金链 抗疫应排财政支出首位 

　　当前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资金链不断裂。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在让许多中小企业经历着生存的历练与考验。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紧张的防控工作全面开启。疫情之外，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增加了新的挑战，特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实体零售业，其经营现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要求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由此，一场经济界的“抗疫”之战已经打响。新京报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邀请顶级学者和各行各业资深人士，为疫情中的中国经济献计献策，以期推动市场恢复、经济发展。今天我们推出“大家问策”第五期：刘尚希：最重要是保障企业资金链 抗疫应排财政支出首位。

　　刘尚希观点：

　　1、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但这个暂时的“时”有多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疫情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影响有多大，与疫情持续时间成正比。

　　2、无论如何，抗击疫情必须排在财政支出首位，其次是“三保”支出，其他支出都应当排在后头。

　　3、当前条件下，对企业而言最重要不是减税，也不是补贴，而是如何保障资金链不出现断裂。

　　4、当前应当适当扩大“减收性赤字”，弥补现在减收的缺口，保证目前的重点支出、刚性支出。

　　近期，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在全国打响。

　　据财政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介绍，截至2月13日各级财政支出805.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安排了172.9亿元。此外，财政部门还采取了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等多种措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疫情，所以，财政要全力以赴，为抗击疫情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绝对不能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而影响抗击疫情。此外，财政还需要在稳资金链、稳预期、稳就业方面发挥作用。

　　抗击疫情必须排在财政支出首位，其他支出都应当排在后头

　　新京报：此次肺炎疫情对我国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的影响有多大？

　　刘尚希：相对于此前没有疫情的情况而言，税收减收是毫无疑问的。这次疫情冲击了整体经济增长，很多企业可能都没有税源了，比如说一些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一些已经停业或处于歇业状态，有的也在半停业状态。这样一来，第三产业税源大大缩减，税收收入就会大大减少。

　　另外，制造业也受到影响，假期延长，复工的时间比原来预计的大大推迟，疫情风险也会使企业成本上升，比如说员工不能及时复工，现在去招工可能招不到人，导致开工不足等。即便企业复工了，还要采取很多防护措施，如果员工有疑似症状，还要隔离，这些都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营运收入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大幅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都会大大下降。

　　整体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对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的影响也比较大。当然，这些影响主要发生在疫情期间，疫情过后，很多方面都可以恢复。

　　的确，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但这个暂时的“时”有多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疫情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影响有多大，与疫情持续时间成正比，时间越短影响越小，越长影响越大。

　　新京报：当前，有不少企业希望能再减点税，你如何看这样的呼声？

　　刘尚希：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现在都很难采取税收的手段来支持。2003年“非典”期间，减了营业税，那时候是可以操作的，但现在没有营业税了，只有增值税，而增值税又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如果政府针对特定的行业、企业来减增值税，那么会出现这个企业减税，可能另一个企业就会增税，这个行业减税，另一个行业就增税的情况，这是一个“跷跷板”。所以，通过增值税的减税，只能是普惠性地减税，如果针对特定行业减税，这是没法操作的。

　　至于所得税，如果企业没有所得，也是不用交税的，而且所得税是全年汇算清缴的，有了所得才要交税。总的来说，至少在应对疫情期间，税收手段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至于疫情过后，是否应该采取一些税收措施，届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出判断。

　　当然，这个结论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税收，像关税等进口环节税收，是可以采取一些税收手段的，比如说减免防护物资在进口环节的税收等。

　　新京报：截至2月13日各级财政支出805.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安排了172.9亿元，这些支出是否会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压力？

　　刘尚希：目前，下拨的资金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一起拨付用于抗击疫情的资金对财政而言，没有造成太大的压力。但这些资金只是预拨资金，根据我的估计，在疫情严重程度超出原有预期的时候，资金还将进一步增加。

　　财政将对特定人群，尤其是医护人员、病人等提供补贴，还需要新建检测中心等抗击疫情设施，另外，对加班加点生产防护物资的企业也要给予一些相应的补贴。如此等等，这些加起来，肯定不是小数目，至少是千亿级的。但具体需要多少，要取决于疫情的变化情况，疫情持续时间有多长，波及面有多广，都会影响财政支出。如果时间不是太长，近期出现拐点，那么资金数量可能不会大增，但现在来看，拐点还没出现，所以，我估计至少是千亿级的资金支出量。

　　如果只是几百亿的规模，在20多万亿元的财政盘子里挤一挤，调整支出结构，问题不大。但若上升到几千亿元甚至更多，那么从现有的支出盘子里去挤出资金就比较困难了，届时，政府很可能需要对2020年预算安排做出调整。

　　当然，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说不准抗击疫情到底要花多少钱，只有等疫情结束之后，才能把账算清楚。不过，无论如何，抗击疫情必须排在财政支出首位，其次是“三保”支出，其他支出都应当排在后头。

　　当前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资金链不断裂

　　新京报：在此次疫情中，财政该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刘尚希：在此次疫情中，财政应该更多采取补贴措施，一种是直接补贴，就是直接给予特定企业相应的补贴。疫情发生时，公共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其人工成本、防护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此时，政府可以去分担一部分，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分担企业、行业的部分成本。

　　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补贴，比如说贷款贴息等措施，因为当前条件下，对企业而言最重要不是减税，也不是补贴，而是如何保障资金链不出现断裂。

　　企业开工不足、营业收入下降，仍有很多固定支出。贷款可能也快到期了，还贷要花钱，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其现金流很容易出现问题，资金链一断，很多企业立马就会倒闭。而资金链问题，主要通过金融政策来解决，财政在这方面可以打配合，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支持性贷款给予相应的贴息。

　　此外，针对商业性及政策性的融资担保，财政都可以采取补贴措施，来支持企业融资，及时获得贷款，防止资金链断裂。从保企业资金链来看，财政应该更多采取间接补贴的办法，而不是直接补贴。

　　新京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去年的赤字率拟按2.8%安排，站在当前时点，你认为今年的财政赤字率是否会扩大？

　　刘尚希：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出现了突发性的收缩，需求方面的收缩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供给实际上也在收缩，比如劳动力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返工等，待业情绪可能扩大，企业用工会遇到新的问题。

　　那么，在供给、需求都收缩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刚性支出又无法减少，甚至还在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收支缺口就会加大，经济增长出现进一步下行的压力，财政困难有进一步加剧的情形。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扩大赤字。

　　但我认为今年扩大的赤字应该是“减收性赤字”，而不是扩张性的赤字。所谓减收性的赤字，是指由于经济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减少，从弥补减收缺口出发而适当扩大的赤字，与“扩张性赤字”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主要是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没必要采用扩张性赤字。

　　所以，当前应当适当扩大减收性赤字，弥补现在减收的缺口，保证目前的重点支出、刚性支出。

　　财政需要在稳预期、稳就业方面发挥作用

　　新京报： 目前，财政到底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哪些确定性？

　　刘尚希：财政如何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首先要分析，不确定性或者说公共风险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如果找到了这些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的源头，就为注入确定性找到了路径。

　　从当前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疫情。所以，财政要全力以赴，为抗击疫情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绝对不能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而影响抗击疫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此外，财政应该稳定社会预期，使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受影响，稳定民生保障，这也是财政需要去发力的。

　　另外，如何稳定就业，也是财政应该做的事情。需求和供给同时收缩会直接影响就业，影响就业就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影响老百姓的预期。财政如何通过直接补贴、间接补贴的方式，让暂时休眠的企业不至于倒闭，让平台企业、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等，不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倒闭，而出现更多的失业。这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财政也需要去密切关注，与金融部门密切配合，注入确定性，在稳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稳住了老百姓的预期。

　　再次，投资者的预期也要进一步稳定。投资者是否投资，实际上看的是整个经济形势及预期盈利能力。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例如提供更大的市场及公平竞争的环境。对社会投资而言，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他们的预期就会更加稳定。

　　比如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可以更多地让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还有国企的混改，也可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这样投资者就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市场准入门槛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是国企还是民企而厚此薄彼。财政需要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方面花更多功夫。政府采购、支出政策、税收制度、征管方式等方面，与平等竞争、社会公平都有深层的联系。

　　当然，在很多方面，财政的作用是间接的，甚至是隐形的、看不见的。我经常说，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与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有直接的关联，但其作用未必都是显性的。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的作用更多是隐形的或隐性的，如乘数效应、杠杆效应、支撑效应、分配效应等等，归纳起来，就是提供更大宏观确定性，避免公共风险转化为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所以，财政要发挥上述这些作用，去支撑宏观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让整个社会的预期包括生产经营者、投资者、消费者的预期变得更好，这样大家才能有信心。

　　新京报记者 潘亦纯 

责任编辑：赵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