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国际视野下的包容性金融

　　新浪财经讯 10月12日消息，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今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飞贷金融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孟庆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研究经济学家黄必红，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翟南宾，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尼尔斯·斯蒂格里茨，BFA首席执行官Amolo NG’WENO等嘉宾出席主题论坛“国际视野下的包容性金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以下为讨论实录：

　　主持人姜芳芳：谢谢Amolo NG’WENO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今年5月份，CAFI曾经组织一次去肯尼亚的考察，这是中国普惠金融代表团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去考察，在考察中我们发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以前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记得一个来自于中和农信副总裁，是做得非常草根、底层的客户，但他们到了非洲以后才发现那边的客户比中和农信客户还要低很多层次，怎么样用金融普及的手段更好服务这些客群，很多时候往往我们想得太过于复杂，如刚才Amolo NG’WENO女士提到的M-Pesa创新非常有意义，那个创新不是解决信贷问题，是解决当地市场缺电的问题，不像中国有国家电网，他们那边农村老百姓很多都没有电，金融机构就想了一个创新，跟提供太阳能电池板的机构进行合作，创新性地开发出一套组合的产品，这个产品实际上很简单，一个太阳能板+一个灯泡+一个电视+一个收音机，连在一起，如果要买这个可以去银行贷一笔款，无抵押、无担保，但如果不还钱，不好意思，就把你电给断了。所以这个创造是给没有任何抵押物，没有任何征信记录的客户，不仅获得电，而且能跨进银行大门得到金融服务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更加鼓励在座中国的机构在思考如何向海外扩张时，不要一味地去把中国已有的要依托手机大数据，要抓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个在海外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些模式的创新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意义。

　　接下来想把机会给到在座的专家和行业代表、学者，从你们的角度给中国金融机构出海、中国知识和能力出海，支支招。在座可能有一些机构已经在计划向外走了，蚂蚁金服、京东已经走在比较前面，除了拿资金去收购或入股，从技术角度、商业模式角度来讲，有什么是可以值得中国借鉴的？走过哪些弯路，把一个经验从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复制时，经历哪些水土不服的情况，又是怎么调整的？

　　请Amolo NG’WENO先进行分享。

　　Amolo NG’WENO：在刚刚介绍中提到了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肯尼亚有4000万人群，整个中国只是14亿人口，但我们有27个国家，所以对于中国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去了解，非洲国家非常小，通常更为贫困，基础设施也不是特别好。主持人刚刚提到伙伴方合作，还有一些合资机构，我们现在非洲市场还没有看到很多中资机构，知道你们5月份去到了非洲，谈到了普惠金融研究院所办的中非论坛，但本地的合作和本地合资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姜芳芳：他们需要的资金其实也是非常迫切的，还不光是技术，引资和引智两者对海外机构都非常重要，这也是未来机构往外走时可以考虑的其中方式之一。

　　现场专家或监管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对于中国经验在海外进行复制方面，如我们曾经看到印尼派了一个政府代表团专门到中国来，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既拜会了监管，又拜会了各个机构代表，想从中国的经验上取经。大家有什么想对海外机构要说的。他们计划是两三年下去马上能见效，我们这种做长远规划的，可能由于体制不同，还很难。

　　翟南宾：这几年有这个机会去东南亚跑得多一些，坦率来说，我们改革开放40年，早期学习都是欧美，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东南亚通常十个国家，加起来6.5亿人口，其中有三四个国家GDP增长在5%以上，接近6%，速度非常快。十个国家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我们印象中东南亚是一个区域，但真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如，印尼，它有正经八百的监管机构，类似于我们银保监会，是有正经发放P2P牌照，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注册，或备案，或经营许可，大概有140多家，经营规范合规以后，一年以后可以给你正式的license，现在正式拿到license的只有13家。我们今天先有几千家，然后淘汰，最后剩多少家还不知道。

　　如，菲律宾，它没有P2P，没有牌照，所谓牌照就是两大类，一个是Lending，一个是finance（金融业务），业务种类非常多，要求也不高，但也有具体的要求，比如Lending公司投资人不能超过19个人，肯定是机构的资金拿来做贷款。每个国家情况确实很不一样。

　　印尼是一个穆斯林文化为主的国家，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两个国家英文都非常普及。我这两年一直研究一个问题，印尼对外资机构在印尼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到底要不要会讲印尼语，我还没有找到最权威的答案，我问了无数个人，如果要会讲印尼语的话，这些留欧美的人都不合格了，就要在当地找印尼华侨。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普惠金融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平台，如果能够带我们出去正规的跟他们接触，正规了解到这些细节，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主持人姜芳芳：大概是在十五年、十六年之前，中国普惠，尤其是商业性的小微贷款概念是由海外最初输入到中国的，中国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业务模式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向海外去学习。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这个学生已经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老师，现在我们开始往周边可能比我们还弱一些的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把我们学到的经验去输出。可是输出时，就遇到了当地的监管、法规，以及当地环境，包括文化和习俗不同等方方面面的挑战与问题。

　　这当中相信有很多是成功的，也有很多走过了一些弯路。今天借此机会，法兰克福金融学院尼尔斯·斯蒂格里茨（Nils STIEGLITZ）先生，在全球那么多国家做过那么多项目，依托您的经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你们在给当地不同银行提供咨询或提供能力建设工作时，怎么样在产品设计、人员培训、风险控制等方方面面去规避这些问题，或者帮助他们更好解决这些问题？

　　尼尔斯·斯蒂格里茨（Nils STIEGLITZ）：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我们一些咨询的措施中需要一些当地的专业知识，以及来自于法兰克福的一些专业知识。现在我们在一些项目当中也有比较长期的经验的，而且这些专家有很多是在法兰克福，同时我们还有质控，还有一些项目管理，都是在法兰克福。对于每个项目来讲，我们都是非常多的依赖于当地的专家。我们要结合法兰克福学院这边的专业知识，以及当地背景下的专业知识。

　　所以对一个项目来讲，如果是多年的一个项目，我们同时也需要去该地区建立办事处，如我们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内罗毕也有代表处，包括加勒比海等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也需要开办事处。

　　关键的一点，首先要去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规则是不一样的，这些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明白的；第二是需要结合当地的专业知识，以及更多有经验的专家，同时还有包括与当地机构的合作。

　　主持人姜芳芳：三个关键词都非常重要，第一，去之前做好功课，深度了解当地各项规章制度和文化的要求；第二，一定要本地化，一定要用当地的团队，跟我们团队一起来合作；第三，合作共赢，积极跟当地机构、当地企业一起联合合作。只有这样，我们的海外之路才能走得比较通畅。

　　最后一个问题是围绕最近数字普惠金融当中出现的风险问题提出的，在海外知识传递、资金出海也好，很多时候本意是好的，结果最后可能往往发生一些反作用。最近我在机构内部就听到当我们想去印尼推动我们数字科技时，印尼的反馈是刚开始是欢迎你们的，后来你们国内一些很多不好的做法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欢迎中国投资人，现在要发展自己的金融科技了。肯尼亚普惠金融在全球做得都很知名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很多借贷方现在通过发手机小额贷款进入到了市场，现在肯尼亚这个国家有40万客户在央行征信里有不良记录，而贷款余额（没还的钱）低于2美金。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工作是我们放贷机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做到的，比如按时的提醒，比如一些好的客户教育，导致有很多客户因为这样一些小小的缺失，给他们的征信留下了不好的记录，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当中非常需要重视和注意到的。请Amolo NG’WENO女士分享一下，大家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Amolo NG’WENO：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根本记不清楚。十年之前，只有1/3的人会有银行帐户，现在基本上超过了80%，所以整个数字经济之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对于数字的信用来讲也是全新的东西，人们当时只知道我们要找当地地方的借贷人，或者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讲，很多人不仅在自己的业务上进行投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用来去付学费或付医疗费等等，突然之间他们进入到数字世界里，就不奇怪对于借款人和贷款人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被带偏。

　　肯尼亚央行最近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能由于非常小的欠款、非常短时间的欠款就会被列入不良记录，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对于不同人、对于不同机构，支付情况不同，主要一些借贷机构是银行，比较低的不良，低于2%，但是对于一些只做数字信贷的机构来讲不良就比较高，差不多50%左右，不能说全部违约，至少是比较多的。所以对于人们来讲，选择愿意先还谁，这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于征信信息来讲，包括一些信用提供商或信贷的信用如何让我们公众去理解什么时候付给谁，对于借款人来讲也要了解条件条款，或相应处罚有哪些，如果逾期贷款会有什么问题。

　　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包括对于借方和贷方，还有监管机构，都在不断地学习。我们希望对于一些后续国家可以从我们经验当中更多地去学习。

　　王信：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不是太了解具体运作情况，但是从管理角度、监管角度是否可以在国内的时候就更多考虑普惠金融一些在业务方面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可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标准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微观的层面、可以在监管部门的层面、中央银行的层面，更多和国际社会进行对话。

　　因为我们研究局也负责绿色金融方面的工作，在绿色金融方面显然就有标准的问题，但也是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标准、欧洲的标准关于绿色金融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我们通过不断的对话，使得相关标准如果能够趋同，可能就会减少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走出去时、开展相关普惠金融业务时，碰到很多做法可能是因为标准不同或思路不同等等，所以普惠金融某些方面标准的趋同是必要的。谢谢！

　　黄必红：我上个月到了瑞士苏黎士参加了他们一个活动——欧盟金融科技网络，我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好，把整个欧洲的监管者、业界、学术界都联合在一起，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有一个沟通的渠道。业界在业务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有新的做法，监管者一些顾虑，以及学术界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沟通。翟总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已经开始，在金融科技和金融普惠方面，亚洲国家有很多共同的话语，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亚洲金融科技的网络来促进亚洲国家的交流，也许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在这方面扮演一些更主要的角色，因为金融科技方面，中国确实走在了前列。

　　主持人姜芳芳：谢谢各位专家出了各种各样好的建议和方案，各位说的都特别好、特别对，我们需要一个标准，避免大家出去的时候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我们要更加关注普惠当中的负责任保护原则。

　　最后再提一个问题给各位嘉宾。

　　在海外推广输出当中，看到中国机构走出去大概有两大模式：

　　模式1，资金出去。基本上可以说是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他们现在在全亚洲9个国家设立了电子钱包，它自己并不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入股参股的方式去收购当地一些机构，比如在巴基斯坦，蚂蚁金服入股了当地最大一家银行——Telenor Microfinance Bank，Telenor Microfinance Bank是当地最大的电信公司开的银行，可想而知它手上有多少电信用户，把它的技术人员派到了当地，给当地银行高管转变思想，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换一种方式，你们客户可能呈几何数的增长，这是资金+管理能力+管理人才输出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可以说是中国非银机构出去走的速度最快的一家，当然现在把国有大行已经在外设点没有纳入今天讨论当中。

　　模式2，纯技术输出，可能有助贷模式、能力分享模式，有一些技术是我给到你一些解决方案，只给你信贷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是像微众银行这样的，给你底层系统的解决方案，要打一个组合拳，一个package给大家，各自走的模式不一样，也遇到了不同的挑战和困难。

　　各位专家依托于你们过往经验，在海外推广过程当中，哪些方式可能是比较有效、比较好的？可能资金结合技术或者纯技术，或者纯资金也是有可能的，三种模式各有利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孟庆丰：我们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也和我们合作伙伴中银香港一起去了整个东南亚国家看了，几位嘉宾分享的遇到的情况，我们做调研时都遇到了，包括信仰问题，监管问题，数据问题，在东南亚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我们觉得技术出海可能会更加现实一些，一定寻求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这边提供技术支持，当地机构有牌照、有资金，还是用当地的资源来做，相当于是一个互助共赢的方式，和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也是非常类似的。基于是当地机构，如果和正规持牌金融机构、银行合作，可能我们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翟南宾：我昨天在新加坡参加欧洲一家老牌征信机构科孚（CRIF）的会议，所有的出海不外乎是这家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外延，至于什么方式，是根据企业觉得自己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去海外做什么。所以像蚂蚁、腾讯本来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做数据、做流量，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公司核心技术就是智能化风控，是结合了底层技术手段，加上核心管理层、风控团队大量经验积累，包括美国的经验，包括在国内各种各样的经验，很自然而然是一个延伸。

　　在海外说穿了就是三个层面的问题：1．人才，到哪里找到人，有没有团队。2．资金，资金是在本地还是从境外过来？因为中国是严格的外汇管制的，所以这对所有中资企业出海都面临的问题，除非已经在海外有了资金的底子能转起来，如果已经在海外有了资产，有了一些底子可以转起来。3．技术。人才、资金、技术是需要考虑的，而且我经常把人放在第一位，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去每个国家要考量的无外乎是这三个东西。当然每个国家监管政策不一样，文化习俗不一样。

　　刚刚说到我们要本地化，但很多国家的员工是不加班的，跟他讲996是没有用的，这是很大的文化差别，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要审批的件数都挤压在那里时，你跟当地员工说能不能晚上加班，给你加薪？不干。这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磨合的，不是一概一方迁就另一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出海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所以不是绝对的他对，也不一定我们对。人和团队的建设、文化建设非常重要，技术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技术没有国界，无论哪一种技术，只要有原材料，这些方法、这样手段都不是难题，但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还要稍微有一些耐心慢慢地去做。

　　主持人姜芳芳：大家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也看得出来这个环节跟我以前经历的很多环节不太一样，以前讨论一些非常实际具体问题时，如利率高还是利率低，什么样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讨论中国内部一些问题时，大家很踊跃，问题非常多。但是谈到技术出海时，发现现场没有问题了。无形当中体现出实际上中国经验出海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真正出去的一些机构，可能作出一些成绩的机构当中也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今天在座这些专家和领导其实也提及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更多问题可能要留在CAFI论坛明年甚至后年论坛上有更多更深层次的讨论。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在座每一位嘉宾分享了你们无论从中国还是在海外，还是从监管，还是从实际行业操作者方方面面的经验，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普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家能一起携起手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赵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