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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12月5日消息，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梁红接受采访，谈2020全球经济前瞻和投资策略。梁红表示，中国多年积累的公共储蓄和公共财产是非常大的，在去杠杆的时候怎么盘活这部分存量，是目前最大的关键所在。
以下为访谈摘编：
主持人：我们回到中国，中国经济总体来看中国今年还是6%以上的水平，但是如果按照季度的曲线来看，这是一个缓慢下滑的曲线，所以我想问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防范风险措施问题？
梁红：大环境下，大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靠这种东西逆周期调整的空间都有限了，剩下就是结构性政策。中美两个大国是结构性调整政策的空间相对大一点，可能政治意愿和执行上中国是唯一有空间的。美国所谓结构性政策，它靠向全世界征税来解决它国内的矛盾，我们中国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选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公共储蓄和公共财产是非常大的，在去杠杆的时候怎么盘活这部分存量，是我们最大的关键。比如今年我们觉得一个政策只有中国可以这样做，我们把10%的国有资产转移给社保，同时把社保的缴费降4个点，这个既不增加财政赤字，也不是货币扩张，我们也没有增加杠杆，这样的政策是中国走出这次挑战最有利的工具，而且是别人都没有的。但这个划了10%，如果我们算的话，现在国有企业比较低的收益的情况下，如果能走到30%，那我们的社保缴费就可以降到国际的一个平均水平。这样可以给企业减负，给居民增加可支配收入。
主持人：我觉得这点说得非常好，国有资产划转10%到社保，再进一步增加，这其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是很好的。我长期研究资本市场，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有很多大型的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估值为什么这么低？打个比方去年消费类的白酒翻了一倍以上，我们那些市盈率六七倍的银行，还有国有企业有很多10倍左右，股价一直没有提振，我们社保基金可以花很高的钱去请很好的基金静乐来帮着全国人们议和监督它参股的这儿企鹅看一看这些企业如何干得更好。
梁红：对，我觉得其实我们90年代的国企改革给大家一个什么信心？上市其实解决了什么？比如说资本市场，很重要是治理问题。这里头可能因为你参伍过很多国企的改革，其实国企是个治理的问题，我怎么看得住你一个企业到底挣了多少钱，你成本多少，最后是资本市场来帮着一起看着。
主持人：其实这是最大的混改。
梁红：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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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鲍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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