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至少有一半是人口原因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经济下行有三方面原因，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占55%。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房地价格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占30%。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占15%。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看，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最高时的14.7%，下滑到2015年的6.9%。截止2016年1月，国内需求不足已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47个月下降，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工资和社保等成本上升，使工业产能开工率在65%-70%之间。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例行经济周期，一般也只不过3-5年。而如果没有2008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近8年多的下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方面计划纵向管理和市场横向调节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等两个历史阶段。

　　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繁杂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够长时间的观察过程。今天，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持续下行、未来迷茫的十字路口上，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其造成国民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实现逆势复兴的思路和对策。

　　2014年起，我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突然下行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思考：第一，会不会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有关？第二，会不会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房地价格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第三，会不会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我研究判断的结果是：第一因素的权重要占到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次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

　　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还会有多长，幅度还会多大？如果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是一个长远期、经常化的状态，而如果印度每年增长速度在6%到9%，美国增长速度为3%左右。

　　那么，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百年复兴之梦，都会成为泡影，中国也不可能进入世界一流国家的行列。这次国民经济的下行，是不是中国发展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惊险一跳呢？

　　根据史学家的考察，欧洲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很缓慢的原因，除了欧洲自身经济的不平衡及其时代危机外，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还是人口。人口停滞，并在17世纪因战争影响而恶化，而且在1700年后人口也是缓慢增长。被剥夺了增长着的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便失去了活力。

　　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局部绝对数的减少，影响了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粮食市场凋敝，农业生产主要是生产者自用，农业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直到19世纪，饥饿仍然是欧洲周期性的威胁要素。[2]实际上，欧洲后来经济的繁荣，起始于工业向外拓展需求市场，而且主要是工业化开始后其内部人口的增长。

　　动态分析中国的增长时，以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创新、创业等供给与消费和投资变动，是最基本的两方面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学界过去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主流思想是受马尔萨斯和马寅初，包括适度人口论和梅多斯俱乐部悲观派观点的影响，从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去考虑，而很少考虑人口是生产、创新、创业、消费和的要素，其数量增长、结构变化和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在观测经济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往往又忽视了人口数量增减、结构变化和流动等变量对经济波动和消长的影响。

　　一般的人口经济学所揭示的人口增长规律是，游牧和农业时代：由于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人口增长呈现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特征；工业化初期：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变化，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改善等因素，发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人口“爆炸”；工业化中期：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约束，加上避孕技术的发展，进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数量从中速向低速增长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单身人群规模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结婚年龄推迟、人均寿命延长、抚养成本进一步加大、各类工业污染严重、职场竞争加剧等因素，人口增长进入了极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率时期。

　　这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一个自然降低的过程，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但是，与其他人口自然增长的国家不同，中国在此时还进行了较为严厉的行政强制性干预，实行城镇一胎和农村一胎半的计划生育。

　　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如果假定中国与自然调节人口增长阶段变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因素一样，而无视中国人口变动的差异，显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现代经济增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这样特殊情况的理论阐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下行的特殊原因。

　　从“人口”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骼出发，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将对人口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思路。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除了马尔萨斯、马寅初、索维、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适度人口及人口需求与增长极限等需要国家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理论外，也有贝克尔、熊彼特、舒尔茨等人从成本及机会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避孕技术等会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会平衡和扩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供给空间，得出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增长模式会自动转型，不需要国家进行缩减性干预等一系列相反的学术成果。

　　但是，我们所做工作是，研究一个占全球近20%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经济、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如下进展。

　　1.从经济学的视角界定人口生育权和迁移权。人口生育和迁移的调节有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影响方式，生育权和迁移权最终归属国家还是个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人口生育数量和人口迁移由家庭和个人决定，政府最多起指导性作用。

　　这是因为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不特别强有力的情况下，人口生育多少由国家计划时，会遭到个人和家族的反对，如当年想强力控制人口生育的甘地在印度碰到其政策设想流产的局面。而中国因为在其1978年后采取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向分散转型的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组合模式，政府的控制和治理能力较强。因此，出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这样一种愿望的计划生育和流动管制体制，能够得以建立并能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

　　2.提供一个占全球20%左右人口的特殊实践案例研究。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1949年到2013年间，中国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前30年和后30多年两个阶段中，决策权组合存在着“自主+计划”和“计划+市场”的扭曲。改革开放前30年间，中国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人口生育和流动选择权却为自主；而国民经济上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转变的过程中，即改革开放后30年多间，人口生育和迁移选择权由家庭和个人收归到了国家，并由政府进行强制管控。

　　当然，当年人们对计划经济导致的低效率等诸多问题感受深刻，而忽视了经济计划，人口却由个人自主生育，则低效率的生产供给增长不能满足自主生育的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一尖锐矛盾。而且，当时还面临着10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国内粮食生产不足和需要进口，外汇极度短缺等困难。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流动，是交由社会自动平衡，还是由国家进行干预，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研究案例。

　　3.提出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延期影响关系定理，即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存在一个20年的滞后期。在因战争、瘟疫、生育政策改变等影响人口增长不规律，人口增长率大起大落的国家，20年左右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上行或者下行，会影响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或者下行。我研究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高度相关。

　　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由于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将扩大或者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者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和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者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力量，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4.从数理和实践上证明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排浪式兴起和衰退。人口结构不规则变动，在长期的过程中，引致经济产业排浪式繁荣或者衰退，推动经济增长波浪式持续上行或者波浪式持续下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前中期的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增长，实际是为后期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转型，积累人口推动力量。

　　在人口生育率长期稳定在均衡替代率水平(人口规模长期不变)，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状况下，由于各年龄段减少的人口，逐级会有新增的人口进行相应地弥补，所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人口变动无关，而是由财政收入支出、对外贸易和投资逆顺差引致，或者战争、饥荒等重大事件引起。

　　当人口生育率在人口均衡替代率水平上下波动较大时，人口结构柱会出现凹凸不平、底大上小，或底小上大等几种形状。长期过程中，便会导致宏观经济有以下四种变动情形：

　　一是人口结构柱凸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生育率短中期间高于均衡替代率，出现婴儿潮，导致从妇产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劳动密集产业、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旅游、医疗健康、养老院、火葬场、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此起彼伏，形成一波排浪式繁荣；

　　二是相反的情况，即人口结构柱凹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间低于均衡替代率，则形成一波各产业排浪式的衰退；

　　三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高于均衡替代率时，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大上小的形状，期间每年不断增长的婴儿人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的繁荣，也即经济高增长的数十年阶段；

　　四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均衡替代率，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小上大的形状，期间每年出生的新生儿都比上年减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的衰退，也即进入中低增长，甚至是数十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当然，也有人口生育上行或者下行过程中，嵌入婴儿涨潮或者婴儿退潮，也即在上小下大，或者上大下小的人口结构柱中，边缘不是平滑的，而是凹凸状的，形成混合型的人口增长变动引致的经济增长波动过程。

　　因此，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动在中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导致劳动力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变动，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变动；从结构上看，当期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减，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会造成产品养老金成本的增加和减少，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还会影响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5.提出人口前期快速增长与经济中后期顺利进入后工业社会，存在一个跨期平衡和推动的效应。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的增长，爆炸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前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则可能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度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学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经济主力人口，指20到45岁区间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变化。因而，这部分人口规模的收缩或者扩张，对国民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影响较大。

　　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同的组合发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市场化，同时还同属东亚文化体系，前二者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它们为例，从工业化过程比较看，韩台的经济发展分别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从GDP增长8%的速度跌下来的年份分别是1998和2003年，高增长了42到48年；而中国如果从人均GDP20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经济增长的时间为33年，[4]中国大陆与之相比高增长的发展时间分别短了9年和15年。在从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比韩台少一半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韩台，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台湾，略高于韩国，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台湾和韩国。

　　6.定义计划生育“人口坑”的概念，并对其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详细分析。当一个国家人口再生产实行政府计划，而产业运行和发展则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时，人口生育和增长既受到政府管制的调节，又受到社会经济内在自动调节机制的影响，不进行政府控制条件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线与受双重调节的人口增长线之间，形成一个人口坑。

　　如果政府管制较松，人口坑较浅，不影响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只是在滞后的一个远期中，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迷，如日本；而如果人口坑过深，意味着一是坑的边缘过陡，中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二是形成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陷入长远期经济持续低迷的境地。

　　由于中国人口坑减少的1到44岁人口(特别是其中22到44岁最具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创业创新等能力)规模近2.17亿人之多，使经济发展在中等收入向发达经济水平跨越时，经济增长丧失了在人口增长和人口具有年轻活力时的动力，以人口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受到损害，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阶段发生了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状况，使中国经济失去了可以高速增长10-15年的宝贵时间。

　　7.指出计划生育的重大弊端，只能使总量有计划，但是对人口结构不能通过计划使其按比例平衡。与对产业运行和发展进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对人口再生产实行政府计划，即计划生育，只能对新生人口实行计划，而不能对已经出生各年龄人口进行计划和再平衡，特别是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使其与青少年人口数量相平衡。

　　其经济后果是：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导致成本上升，特别是养老金在产品成本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生突然的转折，并长期可能陷于不利位势；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率不同，对消费增长和需求结构发生较强烈的影响(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会使房地产业繁荣，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则会使房地产业萧条——住宅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应量增加)，以至于产业结构也进入快速的转折期。

　　当然，对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预，如果程度过高和时间太长，由于传统文化对男女婴儿家庭偏好的影响，并对不同的民族实行差别化的政策，还导致了人口男女结构的失衡，以及主体民族比例相对萎缩、规模化的少数民族比例快速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负面后果。

　　8.人口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为2.1。考虑提早病亡和意外死亡的情况，人口总和生育率2.1是一个民族长期不萎缩的最重要的平衡替代观测和警示指标。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2.1，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环境中，容易形成低生育文化，生育率惯性下行，对民族的人口安全形成巨大的萎缩风险。还有辅助的指标，如果人类未来平均寿命85岁，0到14岁的人口不能低于总人口的25%。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特别是中国大陆，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水平下，还在提倡少生，还在严格地控制人口的生育，这对于民族人口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和国家管理者的一个错觉是，人口为什么在对生育采取指导性计划或者强制性管制后，还在高速增长，因此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时，计划生育仍然在进行。

　　他们所忽视的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到平衡替代率2.1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效应快于控制人口生育的效应，还是会使人口快速增长一个阶段。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快速增长的是老年人口部分，以及如果在生育率2.1时，还采取严厉的控制，危险来自于过度老年化，以及人口和民族群的惯性萎缩。比如，韩国的生育率如果不能提高，新生人口不能平衡替代，人口规模持续收缩，几百年后，大韩民族必定会自行消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个民族生育是多妻制、不习惯避孕、反对堕胎、多人口等生育和家庭宗教习俗，生育行为受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大，受成本收益机制、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等因素影响小，它的人口生育率可能会持久地高于2.1替代率水平，其人口增长速度会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受文化因素影响小、受成本收益机制等因素影响大的民族。

　　从数十年和几百年的远期看，这将改变世界人口各民族的比例结构。多生育文化的民族将成为世界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而生育率低于替代率的民族，从久远期看，最后终将消亡。即发生由于生育习惯不同而形成西方基督、中亚北非伊斯兰和东亚儒家等各大文明间的此起彼落和此长彼消。

　　人口数量和结构剧烈变动必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是影响国民经济周期变动的两大变动因素，这是最基本的人口经济学原理之一。但在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学术界却对人口问题视而不见，难免对为什么中国自2008年起长达8年经济下行原因解释的乏力，因而也无法提出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和可行的治疗方案。

　　9.提出人口流动不畅是引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另一大核心解释变量。除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等变动外，其流动与城市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人口流动与学习中的人力资本形成，城市化各阶段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扩张的相关性，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等等，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讨论了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与其他国家模式的特点。

　　要提醒的是，不能以表面的数据，如用中国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与世界一般进入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均GDP等数据对比，来探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和城市过程，其流动体制、流程和结果，若细致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模式相比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案例，一个拥有很大比例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转变成发达国家。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城市化水平发展到65%左右时，基本完成工业化，85%左右时进入较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

　　从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的二元结构和人力资本理论看，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舒尔茨经过计算，发现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动力有1/4来自于人口流动。

　　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户籍限制、房地价格太高、无土地等财产收益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和城镇中漂泊；农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其到城市务工后，农村资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碍，规模经济和现代农业举步维艰；政府强制征用和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盲目扩大城区和开发区，项目用地高算多报，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费很大；

　　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共盈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大部分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农村，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视)在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国内有的经济学家们往往简单地将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而忽视了中国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城乡户籍不统一，教育等公共服务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动、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再配置，这些其他国家可以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我国锐减一半。

　　从中国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开放的情况看，经济学的研究，关键的是需要理清分析的脉络和流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国民经济养老成本的提高→国内市场和出口的竞争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与青年人消费倾向的不同→增长的消费拉动力”，就是经济景气和增长与人口增速和结构有关的相互作用脉络，顺着这样的逻辑线索才能认清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