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人生中的第一笔生意

　　文/摘编自《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作者 迟宇宙

　　有一个场景一直烙印在宗庆后的记忆最深处——他和端后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抬着一个比他们矮不了多少的铁家伙，在幽暗而逼仄的巷道中穿行，因为年轻和腼腆，几乎连“爆炒米嘞——”这样的吆喝声都羞于出口。

宗庆后人生中的第一笔生意

　　1961 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对人们生存意志的最终考验。那一年宗庆后初中毕业，听说在师范学校读书不仅吃饭不要钱，还能发生活津贴， 于是他打算报考师范学校。可是他去报名的时候，却突然被学校告知：你的家庭成分不好，报考师范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

　　因为出身问题，宗庆后无法去读师范学校；不让读师范，宗庆后就索性不读书了，早点工作赚钱。就这样，1961年，宗庆后离开校园，踏上了社会，开始与自己的少年时代和校园生活做一次彻底的告别。

　　起先宗庆后跟人学修汽车。有一次，他去以越剧闻名的嵊县修车，给师傅打小工，拧螺丝、递扳手，到了饭点儿还要给师傅烧饭。那时候他们烧饭的面粉也不是精面粉，而是夹杂着红薯筋和各种杂粮的面粉，烧出来的就是面疙瘩。虽然学得很苦很用心，可是毕竟太小，又没有基础，师傅自然不满意，而且收入又很低。后来宗庆后就开始四处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

　　有一个场景一直烙印在宗庆后的记忆最深处——他和端后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抬着一个比他们矮不了多少的铁家伙，在幽暗而逼仄的巷道中穿行，因为年轻和腼腆，几乎连“爆炒米嘞——”这样的吆喝声都羞于出口。

　　爆炒米机是宗庆后父亲宗启騄从一个朋友那里弄来的，一套东西花了八十多块钱，这在当时可算一笔巨款了，但是宗启騄因为腼腆而一直任它躺在墙角。

　　宗庆后决定用它挣钱。

　　现在的孩子估计已经不知道这样的古董了，但是在他们小时候，这还是很流行的玩意——一个开水瓶大小的铁葫芦横卧在火炉上，要不断地翻滚它，用以均匀加热炉中的米等食料。开炉时，一手用麻袋罩牢铁葫芦，另一个手把拉钩“砰”地一拉，就成了。那一声让人又怕又期待的“砰”的巨响，让围在边上的孩子像过年一样喜庆。一开始拉钩，兄弟俩也有些发怵，后来慢慢就胆子大了起来。

　　爆炒米的大米都是买主自己带来的，宗庆后和弟弟只负责为他们加工，收加工费。他记得那时候爆一炉米，不加糖精是一毛钱，加糖精是一毛五。除了来爆炒米的，还有人来爆蚕豆、黄豆、玉米，甚至还有人爆年糕。他们是来者不拒，爆什么都是一个价钱。

　　那段走街串巷的日子回头想起来，还颇有成就感。通常情况下，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生意还是蛮不错的，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算是不得了的一笔收入了。尤其是过年前的几天，生意好得不得了，从一大清早爆到天黑，还有好多人排队等在那里。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办不到什么年货，只好拿点儿大米爆一下，权充打发年关的零食了。

　　爆炒米大概挣了百十来块钱，后来兄弟俩就不干了。主要原因是离家太近，很容易碰到熟人。那时候又年轻，很要面子，觉得有些难为情；近的地方不太想去，远的地方又走不动。

　　这是宗庆后人生的第一笔生意。

　　后来他们见火车站有人卖红薯，就去菜场买了红薯回家煮熟。寒风呼啸的冬夜，他们把煮熟的热红薯拿到火车站去卖给外地人。那时候他们卖四毛钱一斤，算是很贵的，可是那些外地人刚下火车，没什么吃的，也会掏钱买。

　　那时候宗庆后已经会采购最低廉的原材料了。“记得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良渚农家买番薯，回家时已经天黑了，看不清路，一下撞到桥头，摔倒在地，巨大的撞击力把自行车的前杠都撞弯了。那天我一直推着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路，把一堆番薯运回了家里。”

　　无论在哪个方向上，对于宗庆后，对于他的家庭来说，都至少是一种磨砺，如果不能称为磨难的话。

　　1963年，宗庆后艰难的少年时代结束了，在命运之手的随意一挥下，他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随后漫长的15年即或不是造就宗庆后人生的关键，也在他的整个生命中烫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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